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状态，也由于欠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国在最初几年里采取了“学习苏联模式”的途径。苏联毕竟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况且苏联又愿意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除了采纳苏联的政府体制，中国共产党还模仿许多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如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高积累率、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工程以及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这一状况在建国初期尤为明显。此时毛泽东尽管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紧张，为了国家利益，他还是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当然，对毛泽东来说，寻求朋友并不意味失去自我，更不是依赖别人，就像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也曾为寻求美国支持对司徒雷登所说的那样。王国学：《对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战略方针的再探讨》，《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4期，第58页。事实上，毛泽东的领袖哲学中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无论是对外关系还是经济建设，都务必确保国家的独立与决策的自主性。职是之故，在1955年底，“以俄为师”的提法开始转为“以苏为鉴”。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暴露斯大林问题后，毛泽东更借机重新审视苏联模式，并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路线。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56年4月的著名讲话《论十大关系》中。讲话要求更加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改革僵化的计划体制以及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因为这一体制和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进行国家建设的战略背道而驰。他主张给地方和企业较多的机会和空间，同时对中小企业给予更多的关注。见泰伟斯：《1949—1957：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收录于麦克法夸尔主编：《中国的政治》，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73页。到了1958年，他进而公开批评机械地照搬苏联或其他外国经验的做法。总之，毛泽东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就是必须依靠自己，同时结合具体国情和历史实际，以便探索出自己的创新和发展道路。这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所在。在后毛泽东时代，这一主题由邓小平进一步成功地表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遗憾的是，当毛泽东亲自挂帅指挥经济建设时，却违背了自己所提出的这条原则。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承认不懂经济，却带领着中国从事黑夜的摸索，以图打破只有教授和专家才能管理经济的迷信。这个史无前例的探索，便是“大跃进”。以下关于“大跃进”的描述，部分根据本文作者与泰伟斯合著：《1955—1959年中国的灾难之旅：毛泽东、中共中央和省级领导与“大跃进”的发动》，纽约：夏普出版公司1999年版。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为寻找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并适合中国国情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道路所作的重大实验。之前1957年，为反击“右派”知识分子的批评而开展的反右运动则为“大跃进”埋下了种子。这场运动酿造了阶级斗争的紧张政治空气，怀疑并打击受西方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在经济发展上有所贡献的角色。于是乎，倚赖外行、大搞群众运动，成了毛泽东抓经济的一大特色。

　　“大跃进”于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发动。会议通过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方面，这是毛泽东在过渡时期匆忙完成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后所迈出的必然一步；另一方面，也和毛泽东此前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莫斯科之行有关。在那里，毛泽东宣称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东风压倒了西风”。而当赫鲁晓夫宣布苏联经济将在15年内超过美国时，出于民族自尊心以及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一贯愿望，毛泽东也宣布了15年内超过英国的目标。以赶超姿态狂奔跃进的序幕由此拉开。“大跃进”运动的第一标志，就是“和西方帝国主义进行时间赛跑”，特别是要超过近代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

　　这场体现了毛泽东“赶超型”的发展模式、立意甚佳、结局惨败的大运动，其突出的特征和主要问题究竟何在呢？

　　首先是“扭断脖子”的高速度。社论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宣传口号也说：“一天等于20年”。其次是雄心过度、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指标，迅速导致了经济混乱。再就是过分强调人的因素和下层的激情，即当时宣扬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一口号首次出现于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这些全是立足于毛泽东本人的信念。坚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并认为群众的精神和工人阶级的创造力可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反过来弥补中国自然资源的不足。与此类似，为弥补工业发展资金的不足，毛泽东转求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依靠群众动员而非科学技术。毛泽东还要求各级党组和第一书记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如他本人一样。这场运动还不惜牺牲经济协作的利益，实行了全面的权力下放，以鼓励基层和企业发挥更多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号召埋葬教条主义，以区别于苏联的中央计划的模式。

　　以上关于“大跃进”的简略描述，已足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政治高压下，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助长不切实际高指标的狂热局面。试举一例，即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题为《15年内超过美国》的报告。王鹤寿在报告中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钢铁工业发展速度的现场调查，冶金工业部估算出1959年钢铁产量为1200万吨，1962年“二五”计划末将达3000万吨，1967年“三五”计划末将达7000万吨，至1972年“四五”计划末则可达12亿吨。王鹤寿更说这样的目标是完全可靠的。见泰伟斯与孙万国合著：《1955—1959年中国的灾难之旅：毛泽东、中共中央和省级领导与“大跃进”的发动》，纽约：夏普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3—104页。这种上有毛泽东、下有地方官员压力下所做出的脱离实际的空想，是“大跃进”时期广为传播的虚假生产报告的典型案例。毫无疑问，这些行为只会严重误导中共领导集体对事实真相的把握。结果，已经高估的冶金工业部不得不把1962年的钢铁产量再翻一番至6000万吨，1959年当年更是逼近2500万吨，打算以两年的时间把1957年535万吨钢的产量翻上5倍。这遂使毛泽东相信，中国的钢铁产量可在两年之内超越英国，而不是当初设想的15年期限。罗平汉：《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2期，第26页。

　　这使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对钢铁的执迷。几年前毛泽东就说过，中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胡文超：《试析毛泽东的大跃进情结》，《今日湖北》（理论版）2007年6月，第80页。如今“大跃进”正式发动起来了，毛泽东再次强调钢铁工业攸关中国的成败。他说，斯大林就是靠了1800万吨钢才打败了希特勒。而“蒋介石则注定失败；他统治了20年只搞出4万吨的钢。”罗平汉：《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2期，第25页。鉴于钢铁对于基础设施乃至整个经济建设的不可或缺，也鉴于钢铁对于经济发展的标志性意义，毛泽东对于钢铁的迷恋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大跃进”一味煽情、不切实际的指标只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平衡造成威胁，更不用说“全民炼钢”运动对农业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为了实现毛泽东要求当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翻一番的指标，当局动用了党纪制裁，动员9000万人上阵。他们砍树当燃料，后院里架高炉。这就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粮食在地里无人收，直接导致粮食供应的紧张。尽管1958年是个丰收年，但20世纪人类的重大灾难于此降临。这主要是一场人祸，是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虽说也有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