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顶峰时期另一项引人注目的创举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消除农村的私人财产，创造一种新型的集体生活方式，并准备在数年内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生产单位，又是基层政府机构。不仅管理农业生产，也管理地方工业、商业、教育与民兵训练。肯乃斯·李伯朔：《大跃进与延安领导精神》，见麦克法夸尔主编：《中国的政治》，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农民被编入公社属下的生产队。当最初的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大锅饭和吃饭不要钱等办法行不通后，又改用工分制计算报酬。

　　更有甚者，“大跃进”的目的，不仅是通过技术革命使农业和工业同时快速发展，而且还发动一场“文化革命”以期消除文盲，提高教育程度。运动要求在15年内，每个人都能读懂《资本论》，每个生产队都能培养出自己的李白、鲁迅、聂耳和梅兰芳。罗平汉：《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2期，第30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崇高、天才和英雄的举措，以及“苦战三年根本改变全国落后面貌”见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集体努力，都误入了歧途并导致了根本性错误。其后果是，农业和轻工业产量大幅度下降，各种过度的失控行为导致了大规模的混乱和浪费。苦战三年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陈卫华：《大跃进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两重性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第28页。需要此后5年的时间来恢复国民经济所遭受的脱轨与破坏。当初“多快好省”的目标却以少、慢、差、费而告终。更不消说人命的损失。在1958—1963年的6年里，根据保守的计算，因“大跃进”及其影响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200万—3600万人之间，这是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结果。2200万的数字引自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4页；但杨继绳在其新著：《墓碑》（香港宇宙出版公司2008年版）中给出了3600万的数字，更另有统计数字高达4600万。整个中国陷入一场空前严峻的灾难之中。

　　这一人为的浩劫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长期以来已见不少答案，尤其是新时期的中国领导人。他们从毛泽东的错误里接受了许多深刻的教训，转而用来促进中国经济的成功增长。简而言之，是他们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毛泽东迷信中国会很快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贫乏和阶级剥削将不复存在。他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工资、取消商品经济，甚至取消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显然“大跃进”成了毛泽东追求这一梦想的热情尝试。怎奈超越历史阶段，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终成幻想。他没有认识到，平稳持续的国家建设，只有一步步通过试错改良、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术才能实现。就像他后来说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毛泽东：《十年总结》，见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8/mswv8_53htm。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代替不了经济理性，更何况毛泽东头脑发热而起的革命和狂想。尽管这一干劲和理想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在当时得到普遍的认同，从高层精英到广大群众皆跟着一起头脑发热。

　　1960年秋，经过一系列曲折事件（包括罢免批评“大跃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到了事态严重直逼眉睫的时候，毛泽东才最终领悟和领导一场反对“共产风”的战斗，开始有计划的退却。他自己也退居“二线”，把清理烂摊子的任务留给了“一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这些任务包括大规模削减过分的投资，把原料转移给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停止过度分散以加强经济协作，调整公社组织，还给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农民的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并恢复物质鼓励。

　　然而，一线领导为修复“大跃进”破坏的国民经济而做出的努力，毛泽东并不赏识。反而怀疑他们若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已变质为修正主义（即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他们允许在农村恢复个体单干，在工厂实行物质奖励，在教育制度上发展双轨制（即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分开），以及在文学艺术上重现传统（即封建）的主题。哈里·哈丁：《1966—1969：中国危机》，见麦克法夸尔主编：《中国的政治》，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3页。此外，毛泽东再次表现了他对一线领导下中国经济缓慢保守步伐的不耐烦，尤其不满他提出的“三线建设”（即对中国广阔内地大规模的建设）未能得到快速落实。1964年末他严厉批评了北京的“两个独立王国”（即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和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接下来，就在1965年初改组了国家计委，设置小计委（由余秋里和陈伯达领导。陈后来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当非巧合）以取代“深受僵化的苏联模式影响”的大计委。一言以蔽之，毛泽东从未放弃过他对于“大跃进”的执着与眷恋之情，以至于认为在他经济革命的宏伟计划获得重生之前，有必要发动一场更加全面的政治革命。这场革命采取了一个更为抽象的形式，叫“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者，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也；“促生产”者，促社会主义之生产也。这一结果就是1966—1969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毛泽东对尽快发展中国这一愿望的不懈追求，尽管有“文革”初期的三年的混乱，九大之后（1969—1970）在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上又出现了新的跃进。1969—1970年原是“三五”计划的最后两年，而“三五”计划正是在毛泽东的监督和干预下制订出来的。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276、282—287页。

　　如同“大跃进”一样，引起同僚恐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项关系社会工程和国家建设的巨大努力，其结局亦不幸如“大跃进”一样的错误。当然，在“文革”中，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并不限于经济。出于意识形态纯洁性的追求（防止中国变色。与此相反，邓小平的“猫论”却认为颜色并不重要），作为一个永无休止的革命家，毛泽东又开始了一项全国范围的总动员（特别是在城市都会）。他鼓动上百万学生红卫兵和工厂工人造反派“炮轰司令部”，以揭露政府的黑暗面，并向各级政府机构夺权，尤其是揪斗层层的“走资派”。同时，毛泽东亲自动手清洗党内高层，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党的总书记邓小平。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当非论者所称的那样邪恶，说他进行整肃和害人性命只是为了确保个人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毛泽东偶尔感到大权旁落的怀疑通常被夸大了。事实上，他在位期间的绝对权威和最高领袖地位从未受到过挑战。如果只是为了清除政敌，他“只消动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扳倒政敌，没必要发动一场群众性的运动。毛泽东宣称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反对腐败、官僚主义以及社会和国家机器里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要把每个中国人心中自私的天性连根铲除。“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重塑中国的未来，要使每个人重获新生，要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甚至改变人的本性，为了共产主义的涅槃而去私忘我。就在“文革”前夜，在其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表露出近似柏拉图理想国式的设想，要造就出共产主义的新人类，每个人“既是工人、农民、战士和作家，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多重角色聚于一身，“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上书，第349页。（这种超越现实的设想，闹不清是怀古之思还是极端远见，都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规范以及现代社会的分工原则背道而驰。但这一设想后来还是付诸了实践，1968年，无数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送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我们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扫荡一切牛鬼蛇神”的偏激运动，就是为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而打扫前庭、开辟道路。这正是毛泽东在“大跃进”高潮时期就已经披露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