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这一伟大的构想无论多么美妙和浪漫，总是脱离实际，太超前，太理想。若非太虚幻的话，就是太怀旧、太离奇了。“文化大革命”初起，毛泽东鼓舞了千百万的青春心灵，但在破坏政治肌体的过程中，却造就出更多失落的灵魂。建设乌托邦的结果，反而危害了国家的建设。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相反，非但全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未曾建立，打碎“旧政权”后的中国未得重生，反而出现了天下大乱、无政府主义和盘根错节的派性斗争，遑论其对教育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伤害。大批老干部、政府官员和知名学者受到迫害，失却人性的揪斗和武装的派性斗争造成无数的伤亡。“文革”给中国社会刻下了深重的伤疤、理想的幻灭和人性的异化，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他们的不满和愤怒终于在毛泽东大限将至的1976年4月爆发出来，造成了中共建国以来首度出现的统治危机，即后来称为“四五运动”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对于自己亲手打开瓶盖释放出无数造反精灵所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并非毫无觉察。即便他所释放的忠诚力量之间，也很快陷入冲突。双方都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进行你死我活的缠斗。1967—1968年，运动达到了毛泽东自己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极致。但毛泽东的认错也仅限于此。按照他自己的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正确，三分不足”。为了挽救“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林彪事件国防部长林彪在“文革”之初戏剧般地上升，成为毛指定的接班人。更富戏剧色彩的是，林彪在1971年9月出逃时死于飞机坠毁。关于对这一事件有别于主流观点的分析，见泰伟斯与孙万国合著：《骑虎难下——林彪的“文革”悲剧》，伦敦：赫斯特出版社1996年版。后人们对于“文革”成绩的强烈怀疑，毛泽东进行了若干调整，以修补“三分不足”。首先是1972年批准周恩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批极“左”的努力。接着在1973年开始解放“改造好了”的老干部，包括最引人注目的邓小平。又在1974年，提出要“安定团结”，尤其是要邓小平和“文革”激进派“四人帮”之间团结。最后是指示邓小平1975年整顿、反对派性并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尽管毛泽东承认有所不足，但他绝不容忍对“文革”必要性和正确性的任何怀疑。因此当他意识到周总理越过了这个界限，就毫不犹豫地发动了1974年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名为“批林批孔”，其实针对周恩来，只不过采取了比较含蓄微妙的方式。与此同理，邓小平在1976年初亦遭到毛泽东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清除。邓小平的第二次落马，主要是毛泽东认为他没有信守“永不翻案”的承诺，即承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这是毛泽东允许邓复出的一个先决条件。

　　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曾经回顾平生，作过一个难得谦虚的自我评价。他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赶走了日本人和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还有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显然这两项成就就是毛泽东本人的历史定位，希望国人牢记不忘的。这里也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文革”情结。他明知人们对“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但他仍然迷恋“文化大革命”，固执地坚持，对中国社会进行再次革命的激进行动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碍于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幸存的中共领导人只有等毛泽东去世之后，才能在华国锋的主持下迅速果断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尽管天安门事件后华国锋成了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但他基于国家利益，还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托付，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变，把毛泽东赖以扛举“文革”大旗的“四人帮”（包括毛的遗孀江青）抓了起来。通过邓小平的再度复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了。

　　不论毛泽东从事的各项国家再造的规划存在怎样的缺陷，我们不应当无视他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在他领导下的27年里，“自力更生”的中国已发展成一支主要的工业化力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位列世界第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倍，其中重工业增长了90倍。尽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与破坏，整个工业仍以年均112%的速度增长。在1952年，工业总产值仅占GDP的30%，而农业占了64%。到1975年，也就是“四五”计划完成和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这一比率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工业占72%，农业占28%）。钢产量从蒋介石时期的90万吨增长到3180万吨。城市劳动力从1952年的300万人增长到1975年的1800万人。这些统计数字见董志凯：《毛泽东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第51页；郑红：《毛泽东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128—129页；罗平汉：《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2期，第25页。“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取得某些进展。到毛泽东去世时，中国已真正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达到了毛泽东“三五”和“四五”计划完成后的部分设想。中国距离拥有“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已为期不远。这曾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任务。1980年左右，中国在华国锋和邓小平的领导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后，这一任务终于完成。所有这些成就大多是在敌视的国际环境下取得的。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大多时间里，中国不断处于战备状态，抗拒来自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分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世界超级大国的潜在威胁。国家的安全自然高于国家富裕的考虑。面对美国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以及苏联在中国北疆陈兵百万与核攻击的威胁，毛泽东于1964年做出了一个在中国内地开展大规模“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陈东林：《三线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417页。。在战备的环境下，投入的效益从来不是首要的考虑。但“三线”建设推动了地区经济，并有效地缩减了中国东西部发展的差距，这一点将在以后才能显现出来，特别是在本世纪初推行的西部大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