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最近，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分析了中国过去一千年的经济数据后，在其《从长远看中国经济的成就》一书中，预测中国最早可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体。http：//encecn/Business/Macro-economic/200803/27/t20080327_14978419shtml。同样有趣的是，中国的GDP已在去年（2008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终于实现了毛泽东在五十年前提出的目标。或许麦迪森和其他类似的预测过于乐观，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很少有人会怀疑中国在不久的未来将成为超级经济强国，尽管她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中国在建立政治多元和民主生态方面仍然路途漫长，但她在经济上的大步前进，则是可圈可点的。人们通常把这些成就归功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政策转向，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其本身来说，这一观点可谓正确，但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忽视了毛泽东非凡的奋斗、为中国的发展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即便是毛泽东政治运动的主要受害者邓小平本人，也承认“我们所做的……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邓小平在1980年10月的一次讲话，见李祥永：《毛泽东与新中国现代化的起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8期，第57页。邓小平对西方世界开放的政策就是明证。为打破中国数十年的孤立，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毛泽东采取主动，改变了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他首先于1969年3月在漫长的中苏边界冲突中导演了珍宝岛战役。通过最小规模的战争（按双方交火仅持续了78分钟），完成了最大的战略转变，深刻改观了二十余年的冷战格局。《肖全夫回忆》，未刊稿。关于中苏边界冲突，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3—922页。又据作者对纪坡民的访谈，2007年5月。其后1971年，毛泽东又导演了所谓的乒乓外交，吸引尼克松次年访华、并最终在1979年初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简而言之，正是通过毛泽东英明的战略谋划，中国才能够对西方开放，并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安全的国际环境。即便是后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的主要政策之一——大规模地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也是发轫于毛泽东1973年开创性的“四三方案”。关于“四三方案”的产生和意义，见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人们常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或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大跃进’”，这就国家建设的惨痛失败而言，诚然不假。然而就寻求中国富强之道的曲折经历而言，“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或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邓的改革开放”赵紫阳说：“如果不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使一切走向了极端，我们今天不会把事情看得这样透彻。”见泰伟斯：《复旧与创新》，澳大利亚《中国研究》1981年第5期，第167页。，亦同样不假。对于中国人民所遭遇的不幸，毛泽东诚然难辞其咎。的确，对于摆脱毛泽东激进主义、从毛泽东的错误中接受教训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既是福音又是符咒；既是财富又是包袱。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毕竟是开国之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塑造带有强烈的毛泽东的个人性格与治国理念的烙印。毛泽东的领袖魅力及作为国家之父（如果不是一个新朝始皇的话）所留下的强大遗产，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将或者作为精神的源泉，或者作为吸取的教训，继续对中国进行中的国家建设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包括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开辟内地经济的赶超型发展模式。由于毛泽东的耐心不足和野心过大，导致了事与愿违，特别是国家建设竟成了乌托邦建设，这正是毛泽东的悲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