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在史与志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在于地方志属于地理类还是史的范畴，以及志应从属于史，还是与史有所差异。本文拟在总结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史志分离派”三方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史与志的关系。与此同时，史与志的关系，也是我们国史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将从时间跨度、指导原则、研究范围、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等方面探讨国史与地方志的区别和联系，并围绕中央政策实施状况的描述、记载资料的来源、对民间信息的收集力度、对历史的保护以及传承作用等，对地方志在国史研究中的作用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和论述。

　　一、古今学者关于史与志关系的争论

　　地方志，简称方志，是指记述特定时空内一个或各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典籍。一部完善和成功的地方志应是一个地区的综合性资料书，能够对该地区的全面状况做出如实的记载。

　　方志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周礼·春官》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周礼》，书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周礼·地官》中说“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同上书，第171页。《周礼》所载的“四方之志”和“方志”，即指记载各诸侯国历史和现状的典籍。方志在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后，修撰理论不断创新，内容和体例也渐趋完备，已成为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现存八千多种各种类型的地方志，数量多达11万卷，占我国历史文化典籍的1/10，比清代编纂的篇幅最大的《四库全书》中的史部图书还要多出近3倍。

　　关于史与志的关系问题，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至清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了所谓地理学派和历史学派。由于这个时期是封建王朝的盛世，因而也是修志盛世，产生了大量的府州县志和方志理论著述，对后世影响极大。但这两派谁讲得更有道理，时至今日学术界也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地理学派，又称旧派，或考据派、厚古派，以戴震为代表。戴震为乾嘉时期的学者，《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主张学问应从考据入手。他的修志方法以重考索、轻当代文献为特征，他明确说过“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变，则志事已竟”，并主张“古今沿革，作志者首以为重”。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地理学派相对更重视历史资料而轻视当朝文献，主张修志要厚古薄今，贵因而不贵创。他们注重地理沿革的考证，所修志书地理内容较为详尽。

　　历史学派，又称新派，或文献派、详今派。清代史学大师、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是这种“史志合一”观点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观点与考据派截然不同，曾与“地理说”的旗手戴震进行过公开的论战。他把方志从地理书类别中升华出来，纳入史的范畴。他提出“志乃史体”、“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如古国史”、“志乃信史”；“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曾星翔、李秀国：《中国方志百家言论》，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他长期从事修志实践，把自己对史学理论的创见用于编修地方志，并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和《修志十议》等几十篇构思巧妙的论文，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创立了方志学。他认为地理方面的内容只是方志内容的一部分，方志不是地理专书。关于地方志的性质，他表示地方志在史学上的地位是“国史之羽翼”，具有“经世”的作用。关于怎样编纂地方志，他指出要严格遵守“史家法度”。他倡导州县设立志科，主张志科这样的修志机构应当是常设的。在清朝时期，最初方志界的主流是地理学派，此后历史学派的理论逐渐占据上风，并影响至今。

　　历史学派的出现是方志理论的进步，它表明方志的性质和科学属性在修志过程中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