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核武器、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的问题，也是邓小平同外宾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邓小平多次阐述中国的核战略和核武器时代的战争观。他指出：

　　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发展一点核武器，是为了达到消灭核武器这个目标。同上书，第２７页。

　　核武器毁灭人类这种看法靠不住，最终人类要消灭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如果超级大国动用核武器，就与全世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它们发动战争，无非要控制世界。如果人类都被毁灭了，还如何去控制？以后的战争很可能还是常规武器的战争。同上书，第３４页。

　　我个人看，现在反对核武器应把重点放在反对美苏两霸继续拼命搞核军备竞赛方面。同上书，第９２页。

　　中国落后，原子弹也只有象征性的一点点。但中国有三个特点：一是地方大；二是人口多；三是有长期战争的经验，有耐力。我们的战略是毛主席制定的人民战争，打持久战。同上书，第１３６页。

　　邓小平还指出战争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坚持正义斗争的小国可以打败侵略和欺负他们的超级大国。”在法国总理希拉克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５年５月１２日晚），１９７５年５月１４日《人民日报》，第１版。“最后胜利的是防御者，而不是进攻者。”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会谈（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下午），《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１２４页。

　　二、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邓小平在这一年里令人瞩目的重大外交活动是5月出访法国。这次访问是邓小平复出以后对国外的首次正式访问。也可以说是对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的回访。

　　1975年5月12日晨，邓小平乘专机离开北京，上午到达巴黎，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希拉克总理在机场贵宾室致欢迎词。他说：“你的访问是中国和法国互相表示关心的证明，这次访问是我们友好关系的证明，为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希拉克表示，今后几天内同邓小平的会谈“可以就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同我们两国有关的事情交换意见”，他深信，“这些会谈将是有用的和有成果的。”

　　邓小平致答词时说：“法国是我年轻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法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游旧地，感到非常愉快。我特别高兴的是，自从1964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发展。这次，我是带着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来贵国访问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会谈，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必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将得到新的发展。”希拉克的欢迎词和邓小平的答词均载１９７５年５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第１版。

　　邓小平在访法期间通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和公开场合的对话，就世界形势、反对霸权、维护独立和欧洲统一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双方共同关心的当代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就中法双边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换了意见，发现存在于中法两国之间的更多的相同点和相似点，从而加强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中法两国在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等各方面更加密切的合作，加深了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5月17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对法国的访问，离开巴黎，18日上午回到北京。21日，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报告访问法国情况。信中说：我们根据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战略部署，利用时机，多做工作，扩大了影响，增加了中法相互了解，推进了我们联合第二世界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４８页。这是邓小平对此次访问法国的扼要总结。

　　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努力

　　在大国关系方面，邓小平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邓小平坚持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以我为主，促使美方接受我方的条件，使中美关系朝着逐步实现正常化的目标前进。

　　邓小平在1974年11月26日至28日与基辛格会谈时，就已明确指出，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即：断交、废约、撤军。基辛格提出的方案，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29日发表的《公报》宣布，两国政府商定，美国总统福特将于1975年访华。

　　福特总统于1974年8月9日就职后曾表示“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打算在自己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0月28日，福特签署了废止《台湾决议案》。《台湾决议案》于１９５１年经美国国会通过。该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保护台湾及澎湖列岛。邓小平对福特访华十分重视，积极进行准备，通过各种途径与美国方面沟通，表明我方对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特别是具有关键性的台湾问题的态度和立场。

　　1975年4月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谈了中美关系，指出：我们的愿望就是，双方沿着上海公报的原则精神坚持走下去，双方都不要后退。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强调：我们两国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只能按日本方式解决，即撤军、废约、断交，不能有别的方式。如果美国认为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３１页。

　　6月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团长尤金·帕特森和美联社董事长保尔·米勒时，着重谈了福特访华和中美关系问题。邓小平说：福特总统要来，我们欢迎，来谈问题也可以，不谈问题也可以，谈得拢也可以，谈不拢也可以。至于福特总统的访问是否带来中美关系的某种前景，这是要由福特总统去考虑、去决定的问题。中美两国之间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解决。其他方式，我们不能接受。如果美国政府考虑还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等一等。总之，“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和“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种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台湾问题是中国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主权问题。不能设想中国人民会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国土上分割出去，这不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中国只有一个，不能采取别的立场，不能从上海公报的立场后退。至于用怎样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内政问题。我们尽力采取和平方式解决。《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５２页。

　　在６月９日下午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时，在８月６日上午会见美国议员访华团时，邓小平都重申了上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