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

　　中日关系的焦点聚集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上。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中日两国政府就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日本方面在条约是否写上反对霸权主义条款问题上犹豫不决。邓小平采用以民间推动官方的策略，耐心细致做日本各界工作。

　　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１月２０日上午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首先指出，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不可否定或者减弱，应该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贯彻和发展中日友好的方针。采取这个态度，政治上解决和平友好条约是不困难的。邓小平阐述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路线，指出中日两国《联合声明》里就写了任何一方都不谋求霸权。在亚洲也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也好，都不谋求霸权。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我们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了这一条，我们友好的基础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相互信任关系。《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９~１０页。

　　４月１６日上午，在会见池田大作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第三次访华团时，邓小平对在准备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邓小平说：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中国愿意用这点来限制我们自己，中国承担了义务，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负人家，这是应该干涉的。所以，这两点不应该成为我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问题恐怕是究竟中日友好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中日两国之间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气，做出决断。《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３５页。

　　在7月21日上午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时，邓小平对在中日和约中写进反霸权条款涉及的问题又一次做了透彻的分析，表明了我们在原则上不能让步的立场。同上书，第７０~７１页。10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外相小坂善太郎和夫人。谈及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批评日本政府不能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是搞外交手法。同上书，第１１０页。客人提出能否设想在霸权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上解释，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从联合声明后退，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同上。

　　由于中方的坚持，在外交谈判之外，又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朝野做工作，以民间推动官方，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终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邓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中日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在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邓小平支持他们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和发展经济的努力，协调相互关系，向他们介绍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立场和自身发展的经验。

　　在２月１日上午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会谈中，邓小平对中东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

　　中东问题是国际问题的一个焦点，根源是美苏两霸争夺引起的。美苏都不会对中东采取放手政策。美苏在中东的政策，在多数时间里是不战不和，但也不放弃隔一段时间打一仗。不打仗，就没有文章好做，卖军火也没有市场。美苏各自最大的军火市场都在中东。我们总的看是中东问题一下解决不了。《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１３页。

　　在３日上午会谈中，又表示：

　　我们对第三世界用石油和其他原料做武器来对付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特别是两霸的掠夺和剥削，改变过去旧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和支持。同上书，第１４页。

　　10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的特使，谈话中指出：

　　从根本利益来说，阿拉伯世界归根到底要团结起来。国际局势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相信，不管经过多少曲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阿拉伯人民的。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一百年。同上书，第１２３页。

　　邓小平重视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支持建立东南亚和平、中立地区的主张。

　　在６月８日下午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中表示：

　　中国支持东盟国家要求东南亚成为和平、中立地区的主张，支持波斯湾和平中立、拉美无核区、印度洋和平区等主张。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逐步脱离超级大国的影响、各国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倾向表示赞赏。同上书，第５３~５４页。

　　６月１６日，会见泰国国会议员访华团。在客人提出希望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时，邓小平回答道：

　　我们不敢当。中国只能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平等的成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当领袖，当了领袖就要随便指手画脚，那不行！那就要把自己摆到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对立面。现在中国落后，没有资格称霸，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所以，我们把永远不称霸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原则。《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５８页。

　　８月３０日下午，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蒙拉差翁·克立·巴莫，继续谈会见泰国议员访华团的话题。邓小平强调：我们有共同的遭遇，同属第三世界，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邓小平分析了国际和地区形势，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

　　我们国家的根本政策、根本路线是支持第三世界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是由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决定的。同上书，第６２页。

　　１１月１２日上午，与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又一次表示支持东南亚中立化，支持扩大东南亚国家联盟。邓小平说：我们真心希望东南亚各国在和平、中立、自由、不结盟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同上书，第１２９页。

　　７月１６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要坚持民族独立的旗帜，坚持团结的旗帜，坚持进步的旗帜。谁坚持这三条，人民最终就选择谁。人心的向背决定谁最后胜利。一时的胜利决定不了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是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同上书，第６９页。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直接主管外事就是1975年这一年。研究这一年邓小平主管外事的经历，对认识和总结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继承这一份宝贵遗产，显得特别重要。本文只是扼要地叙述了主要史实，深入系统的研究寄望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