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香港、澳门、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编撰是史学工作者多年来的愿望。回顾最近20多年来国史编撰之进步，可谓成就显著。2009年更是国史的丰收之年，学界推出一批有分量的新作和修订本，这些著作主要有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齐鹏飞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人民出版社；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国新等人主编的九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尽展新中国60年之辉煌，且无一不谈港澳回归和两岸关系之新进展。国史反映港澳台史呈现出多种模式。

　　一、坚持传统体例，跟踪港澳台政策

　　所谓传统的国史体例，指根据祖国大陆历史发展脉络制定的编撰体例。在这种体例中叙述港澳台政策，是大多数国史著作和国史教材几十年来的一贯做法。现在情况依然如故，只是论述本身随港澳台政策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升级。

　　以何沁主编的高教本国史为例。1997年这本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第一版，1999年出第2版。其中第8章第4节是“‘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对外关系的发展”。第10章第2节的标题是“喜迎香港回归，促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2009年该书又出第3版，包括了最近10年的历史，增加了澳门回归，对“两国论”的批判，“新世纪新阶段的对台工作”等内容，但仍然局限于港澳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不涉及港澳台史本身。由于港澳台政策也是国家政策，与其他国家政策一样都发自同一历史主体，用这种方式论述港澳台问题，内容与形式相协调，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

　　二、在传统体例中加入港澳台史

　　在传统的国史体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能否在叙述港澳台政策的同时再插进港澳台史的内容？早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并形成了国史反映港澳台史的第二种模式。

　　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把港澳台史编入国史的最初尝试。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1993年修订版。作者没有考虑改变已有的编写体例，而是把台湾史拆成片断，分别插入国史的不同时期进行论述。该书在第1章、第3章、第5章对同时期台湾的政治、经济状况专门设节辟目，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具体说，就是在第1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期1949年10月~1952年12月，讲一段“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逃亡台湾”的情况，包括“国民党流亡政权在台湾的统治”和“中央人民政府致力解放台湾”两个方面。在第3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年1月~1966年4月，再讲一段粉碎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情况，包括“台湾的政治、经济”，“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和“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阴谋”三个方面。在第5章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时期1976年10月至今，再讲一段全国人民努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包括“台湾的政治与经济”，“一国两制的构想”和“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

　　这种尝试由于把港澳台史纳入统一国史的编撰范围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意义，不足之处是内容与形式相冲突。一是引入港澳台史后，国史内容起了质的变化。受传统编撰体例的限制，港澳台史很难找到足够的叙述空间。二是港澳台史被国史的分期硬砍成了三段。这三段并非港澳台史本身要分成三个时期，只是因为国史在这三个时期涉及港澳台问题，所以要讲港澳台史；其他时期没有涉及港澳台问题，故无法讲港澳台史。三是港澳台史围绕港澳台政策转，在讲到港澳台政策时才顺便谈到港澳台史。港澳台政策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这些政策同中央人民政府一定时期其他内政外交政策紧密相连，交织在一起，既反映了外交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国内局势、两岸两地关系的变化。港澳台政策史与国史是同步的。港澳台史与港澳台政策有关联，但是港澳台政策并不决定港澳台史，只是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影响港澳台史。港澳台是在与大陆不同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两者并不同步。

　　由于这种局限，大多数国史著作都没有遵循靳德行在传统国史体例中反映港澳台史的办法。应当指出，学界并非不知道这种模式，只是为了避免内容与形式相冲突，人们在谈到港澳台问题时通常只限于论述港澳台政策，被迫舍弃港澳台史。

　　刘国新主编的9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是向建国60周年献礼的重要的国史专著，也是继靳德行之后把港澳台史引入现有国史体例的又一次重要尝试。这套书在继承其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的基础上，综合了纪事本末、传记、大事记等多种体例，因此在处理港澳台史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时比靳德行的著作显得更为灵活，而且作为多卷本著作，它也应有足够的篇幅叙述港澳台史。

　　但是类似的问题依然存在。《长编》的前6卷为“重大事件”卷，每卷反映一个时期，共6个时期。笔者作为作者之一贡献了《“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讲1997~2009年的港澳史。这个时段对港澳回归后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完整的时期，但是却不适合《长编》的国史分期。这让刘国新主编十分为难。显然，国史分期不能迁就港澳史，反之亦然。主编最后决定把它编入第6卷，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期（2002~2009）。实际上，把它放入反映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时期的第5卷（1992~2002）也未尝不可。刘国新曾指出，“由于是直书直录，台湾与大陆不同的历史来路、政治经济术语上的差异就显得十分突出。这样，历史的整体性和内在的联系性就打了折扣”。甚至说，“写国史中的台湾，如果写成‘大陆史＋台湾地方史’模式是不成功的。”刘国新：《祖国统一大业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见《国史研究参阅资料》总322期，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