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再加上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干部的作风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一致意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则率先垂范，经过周密而又系统的调查研究，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例。
为了摸清农业情况并制订“农业六十条”，中央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调查
进入1961年，毛泽东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为了了解农村的现状和问题，他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
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达杭州，开始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并调查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和一个不好的生产队。沿途的调查中，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1960年中央向全党发布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一些原则性意见，不够具体。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搞一个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22日，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带着“六十条”草案，集中一个主题，深入基层，征求意见。
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县，搞了一个半月的农村调查。下去前，刘少奇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下去以后，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是政策错误。
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自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再加上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干部的作风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一致意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则率先垂范，经过周密而又系统的调查研究，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例。
为了摸清农业情况并制订“农业六十条”，中央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调查
进入1961年，毛泽东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为了了解农村的现状和问题，他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
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达杭州，开始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并调查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和一个不好的生产队。沿途的调查中，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1960年中央向全党发布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一些原则性意见，不够具体。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搞一个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22日，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带着“六十条”草案，集中一个主题，深入基层，征求意见。
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县，搞了一个半月的农村调查。下去前，刘少奇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下去以后，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是政策错误。
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他发现“十二条”和“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
3月下旬至5月上旬，朱德带着“六十条”草案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的一些农村地区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农村办公共食堂，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群众反映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回京后他向毛泽东写了报告。
四五月间，邓小平和彭真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各县作了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邓小平在牛栏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伙，了解到当地社员没有吃的，觉得问题严重。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他明确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泽东提出，有关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
为了摸清工业情况并制订相关条例，中央领导同志又分赴各地调查
在农业情况初步摸清，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对策，农村困难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
为解决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以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周恩来在1961年期间分别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研工业情况。一次是2月下旬专程到沈阳做调查研究，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煤炭工业生产等情况。这次调研回京后，他又找国务院各相关工业部门的负责人了解工业和交通状况。另一次是7月中下旬，周恩来又到上海就钢铁工业等问题进行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提出：上海生产有潜力，有条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决时，中央可以帮助。下半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的规划上，在调研的基础上，他于8月12日提出了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要求：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
为了解森林工业的发展情况，7月中旬至8月上旬，刘少奇在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的森工企业调查了近一个月。他白天考察林场的树木园和人工更新林，观看油锯伐木和拖拉机集材作业；晚上召集林业局、林场的工人代表座谈，探讨解决林业发展的根本方针和具体措施。经过深入的了解，他感到，要搞好林业建设，必须紧紧抓住森林资源的培育、更新和综合利用这两个基本环节，不能只顾砍树，以便尽可能地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保护森林资源和持续提供木材的需要。
在详细的工业调查基础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会后，“工业七十条”下发试行，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次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
（摘自2013年第3期《党的文献》闻言实/文）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他发现“十二条”和“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
3月下旬至5月上旬，朱德带着“六十条”草案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的一些农村地区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农村办公共食堂，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群众反映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回京后他向毛泽东写了报告。
四五月间，邓小平和彭真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各县作了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邓小平在牛栏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伙，了解到当地社员没有吃的，觉得问题严重。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他明确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泽东提出，有关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
为了摸清工业情况并制订相关条例，中央领导同志又分赴各地调查
在农业情况初步摸清，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对策，农村困难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
为解决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以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周恩来在1961年期间分别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研工业情况。一次是2月下旬专程到沈阳做调查研究，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煤炭工业生产等情况。这次调研回京后，他又找国务院各相关工业部门的负责人了解工业和交通状况。另一次是7月中下旬，周恩来又到上海就钢铁工业等问题进行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提出：上海生产有潜力，有条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决时，中央可以帮助。下半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的规划上，在调研的基础上，他于8月12日提出了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要求：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
为了解森林工业的发展情况，7月中旬至8月上旬，刘少奇在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的森工企业调查了近一个月。他白天考察林场的树木园和人工更新林，观看油锯伐木和拖拉机集材作业；晚上召集林业局、林场的工人代表座谈，探讨解决林业发展的根本方针和具体措施。经过深入的了解，他感到，要搞好林业建设，必须紧紧抓住森林资源的培育、更新和综合利用这两个基本环节，不能只顾砍树，以便尽可能地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保护森林资源和持续提供木材的需要。
在详细的工业调查基础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会后，“工业七十条”下发试行，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次系统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
（摘自2013年第3期《党的文献》闻言实/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