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从1975年1月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81年6月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到1989年11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曾长时间参与和主持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军队建设，从整顿军队入手，指导人民解放军完成了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变，开创了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使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上阔步前进。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探索，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整顿军队——探索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重要开端 

　　自1959年林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对人民解放军建设造成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在1974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以个人名义或派人向军队一些单位写信、送材料，企图“放火烧荒”，搞乱和插手军队。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提议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5年初走上中国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位置。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负责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同时又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同叶剑英一道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紧紧抓住当时出现的有利转机，以叱咤风云的政治魄力和运筹帷幄的领导才能，以整顿军队为突破口，为扭转军队建设方向做出了艰辛努力。 

　　1975年1月19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委的“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1］。25日，他又来到军队最高指挥机构，向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发表讲话，严肃地指出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纪律很差”等长期积累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军队要整顿”的思想，［2］以整顿军队为起点，拉开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序幕。为贯彻“军队要整顿”的思想，中央军委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又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概括了军队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强调要把整顿军队和准备打仗作为军委的主要工作，作为“军队工作的纲”［2］（p.20）。会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7月19日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等的讲话，对全军和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人民解放军迅速展开了各项整顿工作，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精简军队员额。根据总参谋部拟定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全军部队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到1976年陆续进行整编，陆军步兵总人数减少46.4万人，海军和空军也分别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全军总人数共减少13.6%。二是调整领导班子。军委扩大会议闭幕后，在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主持下，对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等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撤换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一批主要领导在全军范围进行了交流。8月16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呈报“军委关于各大单位干部配备的报告和名单”，并得到毛泽东批示［1］（p.82）。三是强化军队纪律。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央军委领导以个别谈话方式，向多数军队高级干部通报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要求高级干部坚决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注意形势，掌握动向，站稳立场，保持警惕，决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四是落实干部政策。到1975年11月，军队落实干部政策已复查结案的达到87%，解放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对抵制“四人帮”妄图搞乱军队、篡夺军权的阴谋，保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五是稳定基层干部。军委扩大会议后，决定停止执行1969年以来军队营以下干部一律作复员安置、不保留干部身份的政策，解除了部队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受到全军官兵和复转军人的热烈拥护。 

　　军队整顿工作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是军队工作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军队改革的试验，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对军队建设的严重影响。虽然这次整顿工作由于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未能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全面完成，但是整顿军队的决策和各项方针原则抓住了人民解放军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为新时期进一步实现军队建设的拨乱反正和战略转变提供了经验，成为邓小平探索新时期军队建设道路的开端。特别是整顿军队的各项措施，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乱军夺权的阴谋，强化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军队的领导，为后来胜利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苦学苦练——军队建设中心工作的战略转移 

　　在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针对长期以来“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等“左”倾错误的影响和部队“只搞文，不搞武”的现象，明确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2］（p.21）。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全面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主的正规化教育训练。1953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要以军事训练作为“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3］。但是，由于1958年错误地开展对所谓“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1964年又提出“突出政治”的口号，部队的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干扰和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部队的训练工作基本废弛，严重影响了军队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 

　　根据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决策和部署，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下简称三总部）联合成立总部训练小组，以加强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领导。全军认真落实总部规定的训练任务，各级干部放手大胆地抓训练，各部队在强化专业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加强了战斗技术、战术合成和新式武器装备的训练，基本恢复了军事训练的规模和水平。1977年，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之后，再次强调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2］（pp.60，61）。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和《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等文件，对新时期军队建设做出了整体规划和部署。中央军委的决定明确要求全军要把加强教育训练作为关系军队建设和战争准备全局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部队正规训练的发展，迅速在全军范围形成了军事训练热潮，基本实现了军队建设中心工作的战略转移。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解决好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2］（p.289），强调要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提高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要求，全军部队以改革训练内容为中心，逐步展开了对部队教育训练的积极探索和改革。1983年11月，三总部为总结和推广部队教育训练改革的经验，联合召开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翌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颁发三总部《关于全军教育训练改革的若干问题》，对全军教育训练的深入改革做出了具体规定和部署。文件强调，军队教育训练改革的目的是要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军队建设的需要，要切实把教育训练摆到军队建设的战略地位，把军事理论学习作为教育训练改革的先导，把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训练作为中心课题，提高部队的合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4］。全军部队按照新时期军队建设和现代化战争的要求，进一步加大了军事训练内容、方法、手段和体系的改革力度，采取从单兵训练到分队训练、再到合同训练逐步提升的改革步骤，形成了逐级训练、逐级合成、逐级形成战斗力的训练内容体系，有效地提高了部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按照中央军委1978年1月发出的《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军队院校教育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79年底，军队院校基本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初、中、高三级院校教育体系。1980年1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三总部联合印发《关于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规定》，决定实行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军队院校教育的发展。 

　　人民解放军教育训练和改革的不断强化，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一段时间军队“只搞文，不搞武”、不重视军事训练的状况，率先实现了军队建设中心工作的战略转移，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使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重大举措，是把人民解放军建成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要指导原则。 

　　三、战略目标——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正式决定，要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使人民解放军跨入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新阶段。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生了严重曲折。1975年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整顿”，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军队建设回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1977年邓小平回到中央军委领导岗位之后，多次提出了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问题。 

　　1981年6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9月，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举行新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9月19日，邓小平在演习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军部队发出了“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伟大号召，［2］（p.395）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翌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计划，同时也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作了进一步阐述，强调“要努力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把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进一步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5］会后，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学习、传达和贯彻十二大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军部队深入学习和领会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进一步认清军队建设的方向。 

　　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三个方面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每个方面都关系军队建设的全局，构成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系统工程。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心是解决现代化问题。1978年5月，他在同总参谋部领导谈话时即指出：要把军队指挥系统现代化问题“提到议程上来”，“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6］。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经过长期战争与和平的严峻考验，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优良的战斗作风，始终是人民的子弟兵，这是我们这支军队的传统优势。但是，同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比，主要问题是在现代化上还差很大一截。具体地讲，主要是官兵科学文化素质较差，部队装备现代化水平较低，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中央军委明确指出：新时期军队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集中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在邓小平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下，军队建设迅速转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上来。 

　　围绕解决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问题，邓小平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主要包括：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是军队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和关键所在，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建立通过军队院校培养军官的制度，努力提高官兵的科学文化水平，学习现代战争知识，提高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合格的现代化军事人才；武器装备现代化是整个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衡量军队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加强现代化武器装备特别是尖端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改善和提高部队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加速实现国防现代化；编制体制是实现人与武器有机结合的军事组织形式，是军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在精简消肿的基础上，建立适应现代战争特点、有利于提高合成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的组织指挥体制。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总目标的确立，使人民解放军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曲折发展之后，重新回到了正确的建设轨道上来。这一总目标把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适应了人民解放军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适应了捍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的需要，适应了国际形势和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为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指明了方向。 

　　四、精兵之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自20世纪60年代之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周边安全环境，一直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威胁迫在眉睫，特别是60年代中期后，军队长期处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这种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对维护当时的国家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已明显不相适应。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在1975年和1977年后多次提出军队“消肿”问题，强调“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2］（p.285）。为此，人民解放军在完成1975年确定的“消肿”任务后，又在1980年和1982年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做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和应付与准备局部战争的轨道上来。 

　　实行这一战略性转变，必须正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幅度压缩军队规模。继1980年和1982年两次精简整编之后，邓小平在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裁减军队员额100万人。百万大裁军的重大举措，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编制员额和组织体制最大的一次变动，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主要标志。到1987年初，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裁军百万的艰巨任务。在这次精简整编当中，共撤销大军区4个，减少军级单位31个，裁撤师、团级单位4054个，军队总员额裁减至300万人；精简了总部、大军区和大单位机关，总参谋部机关减少员额60%，总政治部机关减少30.4%，总后勤部机关减少52%；撤并了部分军队院校，原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裁减部队，淘汰陈旧装备，将原陆军整编为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这次精简整编和编制体制改革，使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四项原则，在军队建设和提高战斗力方面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根据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邓小平提出：“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7］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原则，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坚持与服从的重大原则。为贯彻这一原则，国家适度调整和控制了国防费投入的比例，同时，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援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开放了一批机场、码头、港口、铁路专用线、军用通信线、营房、仓库、场地等军用设施，转交民用或军民合用，以解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的急需，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涉及国家建设和安全的大局。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7］（p.128）人民解放军遵照邓小平提出的军队要在“大局下面行动”、“要忍耐几年”的指示精神，识大局，顾大体，在国防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努力发扬爱国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坚持过紧日子、苦日子，想方设法把军队的事情办好。全军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军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各项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训练、战备、保卫边海防、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 

　　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军队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原则，对保障和推动中国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经济技术实力的增强也为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更加可靠的物质和技术基础。邓小平曾指出：“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7］（pp.128～129）正如邓小平所预见，随着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世界军事变革和中国安全形势的变化，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已经愈益突出地摆上党和国家的重要位置，同时这也是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五、永葆本色——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 

　　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必须始终不渝地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邓小平对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做出了科学概括，他指出：“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人民解放军作为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集中体现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为党的领导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时对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再次语重心长地指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7］（p.334） 

　　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职务时即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2］（p.1）为加强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职能和成员都是同一的，既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军队领导的一致性，体现了人民解放军作为国家主要武装力量的职能、地位和任务，巩固了人民解放军作为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的高度统一。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军事领导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对推进中国特色军事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89年9月，邓小平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前夕再次强调：“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7］（p.317）。 

　　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邓小平从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高度，十分关注恢复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后第一次发表讲话时就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强调“优良传统要恢复”。［2］（p.1）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成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特别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邓小平在新时期反复强调，我们的传统是军队听党的话，不能搞小集团，不能搞小圈子，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要加强作风培养，军队的作风要做个好样子，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雷厉风行的作风。在经历了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后，邓小平充分肯定说：“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7］（p.304） 

　　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 

　　1978年，邓小平在新时期召开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上指出：“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2］（p.119）1981年9月，邓小平在检阅华北军事演习时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2］（p.395）军队各级党委、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努力转变“突出政治”的错误观念，紧紧围绕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证作用；着眼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全面提高官兵素质；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健全和完善政治工作制度，充分发挥政策制度的保证作用，使政治工作不断地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要求。 

　　培养和选拔好军队领导班子 

　　邓小平强调，培养和选拔接班人是关系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关系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他在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出：“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2］（p.75）后来，他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依据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用和培养人才；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高层领导班子选配好，使枪杆子真正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人手里；要加强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建立和健全干部选拔、培训、考核、升降、交流、退役等制度。军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发展，为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提供了人才保证。 

　　邓小平曾指出：“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 

　　人！”［7］（p.304）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邓小平的殷殷嘱托，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使人民解放军沿着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不断开拓前进。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态势，强调要以坚决听党指挥作为强军之魂，以能打仗、打胜仗作为强军之要，以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作为强军之基，提出了实现“强军梦”的目标，为进一步开拓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指出了新的目标和方向。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4］《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331页。 

　　［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6］《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作者简介］张星星，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