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二十周年
20年前的1992年初，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新阶段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回答和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中，首要的是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虽然早在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就已经由理论发展为实践，在二战后社会主义在欧亚一系列国家取胜以后，社会主义更由一国实践发展成多国实践，但在这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曲折发展、所遭遇的种种危机和挫折，特别是在1989—1991年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却说明人们对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在建立新中国以后，开始时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遇到不少问题。1957年开始，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使我国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以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光我们有，苏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2》下，第1158页)。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为什么在实践着社会主义建设却又不完全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认识论的高度来看，这主要是因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上，人们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从生产关系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的特征；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人们又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结果就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又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反对。所以，邓小平对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就从强调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同解放思想结合起来，要自觉地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正本清源地确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坚持社会主义中的首要地位入手。他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265页)。而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把我们党对于这个问题所作多年探索集中起来，提到新的高度：
一是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邓小平在那里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为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
三是强调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都有巨大的创新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开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指导意义。以他强调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为例，实际上，这正是牢牢抓住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这条基本路线。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的主要思想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早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就说过社会主义社会又相适应又需要不断解决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中某些不完善的方面和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去解决，却仍然需要及时地不断地加以调整和解决。后来，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则提出和进行过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但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呢?原因在于，毛泽东认为需要解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不完善的方面”和“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主要是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解决的办法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方针政策，如“拔白旗、插红旗”，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等“左”的做法，这当然解决不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苏东国家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则没有弄清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诸种事物，到底要改革的是什么、要坚持和保卫的又是什么，头发胡子一把抓的结果，或则在保卫社会主义的借口下，使改革限于只是在原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上修修补补，或则打着改革的旗号根本抛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首先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需要改革的是那些束缚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做法。他强调指出: “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而“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而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把我们党对于改革开放的这些探索，上升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从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角度加以系统的分析，提炼和总结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南方谈话所提出的这些原则，为接着召开的我们党的十四大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基础，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划时代的创新发展。在开始时，国际上有一些左派和左翼政党曾对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怀疑的态度，而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却逐步改变了人们的认识。现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认为，在他们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也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如，美国共产党主席萨姆·韦伯在深入观察许多国家的情况后指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尝试迅速跨越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市场关系阶段，结果却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利用市场机制却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他说，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也会将市场机制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日本共产党则在2004年二十三大的新党纲中，修改了旧党纲中关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必要的提法，强调指出通过市场经济迈向社会主义，是适合日本条件的社会主义规律性的发展方向；市场经济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