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回答
什么是什么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他认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曲折与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时期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疑虑和困扰，归根到底也在于这对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就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就在南方谈话前的几个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还在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了，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阐释这一首要基本理论问题时，做出了以下几点理论贡献：
第一，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的思想束缚，从而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在南方谈话的指导下，中国走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探索，中国终于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概括，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突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基础地位。这一概括，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一概括对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指导改革沿着合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三，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如何衡量我们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是否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对此问题作了多次论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论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三个有利于”标准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是邓小平反复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一标准的提出，对于我们排除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的干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四，阐述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提出和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谈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一是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基本路线至少要管一百年。二是强调了建议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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