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翻译、学习马恩著作方面有了哪些开拓性进展？

　　王东（北京大学教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事业奠定基础的伟大先驱者，是一个英雄群体，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五位，或许可简称为“二陈”与“三李”：“二陈”，一个是指作为建党初期党的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另一个是指《共产党宣言》主要译者陈望道。“三李”，第一是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中有首倡之功的李大钊，第二是指在建党初期这方面有卓越贡献的李汉俊，第三是指在这方面实际上负主要责任的李达。其中李大钊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是大家公认的，而李汉俊、李达的历史功绩却鲜为人知。

　　李汉俊的最大功绩与思想特色在哪儿呢？他是系统介绍《资本论》的第一人。李汉俊1918年底从日本回国，带回了大量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此后从事翻译和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译文和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国内外工人运动。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资本论》的翻译介绍上，与李大钊、李达注重唯物史观，有不同风格。

　　而李达则堪称是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与奠基人。前人较少使用这个说法，这里试图恢复李达这一历史地位，并且列举以下几点证据：第一，李达是中国共产党1920年创建之前就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理论家之一，在时间上只晚于最早的李大钊，甚至比陈独秀还早一些。第二，早在1920年夏回国之前，李达就开始了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本著作，寄回国内出版，系统地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些译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经济学说》在1920年3月被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阅读文献之一；《社会问题总览》1921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32年印行11版；《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32年印行14版。第三，李达迅速依据“一大”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创办和主持了地下的人民出版社，这是我们党建立的第一个出版社，从1921年9月1日起开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事业。第四，李达以广阔的理论视野与过人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的重大构想。从计划出的“马克思全书”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

　　韦建桦：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除了李达同志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以外，我们党还先后成立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华兴书局、昆仑书店、北方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革命低潮时期，在反动派发动的法西斯主义“文化围剿”中，坚持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数10种重要著作；同时，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理论刊物《新青年》以及其他进步刊物，如《先驱》、《少年》、《前锋》、《青年周刊》等也陆续登载了一系列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这些著述的翻译，大都是在工作条件困难、物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如此，在反动统治者查禁进步书刊的白色恐怖下，翻译者和出版者还时刻面临被逮捕、被关押、被杀害的危险。《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同志就长期受到反动势力无休无止的迫害。他在偏僻山村的一间破旧柴屋里，依据日文译本并参照英文译本，在寒冷和饥饿的煎迫下，夜以继日地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于1920年3-4月间完成了这项伟大而又艰难的工作。经过无数周折，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支持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初版虽然只印了1000多册，但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在思想上启迪和哺育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陈望道曾将《宣言》中译本寄赠鲁迅先生，请求指正。鲁迅收到赠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称赞陈望道“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然而从此以后，陈望道同志本人却长期遭到反动当局的跟踪、监视和迫害。他后来回忆说：“在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书籍是‘禁书’。反动派常把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所谓‘公妻’、‘共产’、‘洪水猛兽’牵连在一起，想以此扼杀马克思主义。”

　　在传播革命真理的征途上，遭到反动势力迫害的不止是陈望道同志。1930年11月，江南书店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译本。此后不久，译者吴黎平同志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经受了两年痛苦的煎熬。1932年9月，北平国际学社出版了王思华、侯外庐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当年12月，侯外庐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其罪名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