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日军第十军主力直扑松江。（均淞沪会战纪念馆提供照片）解放日报记者 彭薇
松江保卫战是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大撤退之前的最后一幕主战事。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打到10月底时，中国军队已处于明显被动守势。1937年11月初，日军第10军于杭州湾登陆后，迅速占领金山卫，兵临古城松江。松江是连接苏浙的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地，地处沪杭铁路和黄浦江两个水陆交通枢纽区。攻占松江，既可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又可南下杭州，西攻苏州、常州，直指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
在淞沪会战的松江战场，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军民抗战故事。壮烈与血，记载史册。
两份触目惊心的日军地图
在松江区史志办，保存着两份完整的日本军事地图。“地图描绘的细致程度，暴露出日本处心积虑的侵略阴谋，让人触目惊心。”松江区史志办副主任程志强说。
一份日军绘制的松江地图上，时间写着“昭和七年摄影，昭和十二年制版”，绘制方是“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也就是说，从1932年开始，日军就开始了在松江的地形侦查活动，直至1937年印刷，持续了5年之久。
这幅地图南北纵跨松江主城区至泗泾镇，东西横贯新桥、车墩至广富林。单看地图上标示的图例，就有35种之多，显示的比例精细到两万五千分之一。
建筑物标记了每一处兵营、无线电信号柱、学校、坟墓等，道路交通细致分类标出自动车道、小径、铁轨等。仅桥梁这一个类目就侦查分类出徒步桥、木桥、舟桥等6类，湿地、竹林、荒地、农田等也被划分了开来，光树林就分为阔叶林、针叶林等几类。地图上显示的一切，足以证明日军为攻占上海下的“功夫”之深。
另一幅《松江府地图》右侧印着“军事极秘”四个字，早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就进行了绘制，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发行。这幅地图展示的是松江至南汇地区的地形地势，日本觊觎中华土地的险恶野心昭然若揭。
早在明朝时，倭寇就曾从金山卫登陆，攻打松江，进军南京。“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日本的侵略历史再次重演，路线几乎一模一样。
据1937年10月29日《申报》专电记载：“上午9时许，大批敌机飞松（松江）袭击，投弹一百三十余枚。”日军轰炸之处，松江城内一片生灵涂炭。淞沪会战时期任松江保安司令的王公玙，曾在遗著《畸园残稿》中描写了日军轰炸松江时的场景：“松江城内的西门，在大轰炸后，门内有许多上半身被炸去的尸体……”
那时，松江城内屡遭轰炸，老百姓大都逃往乡下，松江几为空城。可是唯有松江女中，在这样的境况下仍照常上课。女中校长江学珠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教育家，敌机来时，她率学生避入地下室，警报解除后，随即复课。教室如果炸毁了，又到另一间没有被炸的教室上课。最后，还是在王公玙派人半强迫性的要求下，她才带学生撤离到松江横云山和天马山继续教学，一直坚持到11月初日军登陆才解散。
此时的松江城，日军已压境。
死守三日前后发生了什么
在程志强的办公桌上，有一封特殊的来信。来信恳切地建议：能否在松江烈士陵园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淞沪会战时曾在松江死守三日的阵亡将士，让后人凭吊。
写信人是国民党67军319旅旅长朱芝荣长孙朱孝感。
国务院原副总理、时任67军107师师部司书的谷牧曾回忆：日军占领金山卫后，67军接到命令，驰援松江，与守城的保安部队和40军死守三日。那时，日军到达黄浦江南岸米市渡，距松江县城10里路。
10月28日，就在日军登陆一周前，蒋介石在松江火车站的一节列车上，召开了秘密的最高军事会议。事后证明，这次军事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存在指挥上的失误。
出席会议的有宋子文、张发奎、白崇禧、陈诚、顾祝同、薛岳、孙元良等。张发奎时任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他提议，从淞沪前线转移十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要塞工事，这样便能重新集结后撤的部队，以便确保有计划的撤退。绝大部分将领都同意张发奎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上海再也守不下去了。
在《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中，记录了张发奎的一段回忆：“蒋夫人突然从上海来到，我还记得她穿着毛皮大衣。她宣称我们若能守住上海（我记得她说十多天），中国将赢得国际同情，国际联盟将帮助我们抑阻日本侵略。与会者只有少数人同意她的观点。蒋先生说，上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
程志强告诉记者，据多位当事人回忆和史料记载，国民党军政当局为了掩饰这次指挥上的失误，不但没有褒奖死守三日的67军，甚至对这支英勇抗战的部队进行诬陷，制造吴克仁军长投敌的谣言。
与吴克仁一同战斗的王公玙回忆道：8日午后（已是死守三日的最后一天），吴克仁军长手里擎着一支短枪，从小南门进来，满身污泥，满头大汗，一见由城墙下来的他，一把抱住，嘴里不禁感叹道：“老弟，你可以作证，你见过一位将官在第一线打冲锋的么？不这样怎么办！好在我活着回来，敌人也被我赶退了一大段路。”在守城部队几乎拼光，松江东、西、南三面城门被围的情况下，坚持到11月8日午夜，才从北门撤退。
11月9日下午，吴克仁在青浦、昆山交界处的白鹤港指挥部队渡河时，遭遇突袭而来的日军便衣队，不幸中弹牺牲，年仅43岁。他被认为是淞沪会战中殉国十几位将军中军衔最高的一位。
王公玙多次回忆松江战事时说到，“死守三日”的第三天夜里，不断有军官请求吴克仁略早撤退，较为有利。但吴克仁坚决认为，不至24时，不算圆满任务，所以坚持到凌晨才发出突围的命令。“如果他能提早撤出，便可安然抢渡白鹤港的苏州河桥，不至于牺牲在日军便衣队的乱枪之下。这种精忠不欺的精神，正是他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
谷牧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及，经王公玙等松江之役亲历者的证明和力争，直到1989年清明，台湾方面才将吴克仁将军灵位加入忠烈祠。中国民政部在1987年追认吴克仁为革命烈士。
小范围的“血腥之战”
松江失守后，淞沪战场上的战事仍未结束。日军的先头部队是马队，他们冲杀过来时，不管是对中国士兵，还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见人就杀。杭州湾以北的中国士兵在各个孤立村庄设置路障，试图抗击日军。
“还原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幕历史，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人。”程志强告诉记者，法新社记者、丹麦人何铭生曾评价，松江失守后的佘山之役，是淞沪会战中最血腥的一战。
何铭生在《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中这样记录：“对日军第6师团的绝大多数士兵来说，对手（中国军队）就像一支幽灵部队，在远处如影随形、难以防范，并且总是先于他们撤退。他们很少停下来作战，也绝不拘泥于任何形式。”
但是，恰恰在佘山这一特殊的地点，双方以惊人的方式发生了对抗。两座孤立的海拔90多米的山峰矗立在一马平川的乡村地带。占据这两座山对于扼守上海以西的地区至关重要，因为松江和青浦之间的重要通道就贯穿于两山之间。
11月9日黄昏，日军第6师团一支先遣部队抵达佘山附近。晚上7时30分，夜幕降临，第一批中国士兵到达，当他们行进到离日军四五十米远时遭到枪林弹雨般射击，一排排战士倒下，但没有被击中的中国士兵继续向前冲击。日军中队长命令迫击炮向逼近的中国军队开火。炮弹在密集的人群及周围爆炸，造成巨大伤亡。
何铭生在书中特意提到一个场景：战事结束后，一名日军军官走下山坡检查战场，发现在血污成河的尸体堆里有东西在蠕动。一名中国士兵爬了出来，他站起身，却发现已被敌人包围，然后他拔出枪开枪自杀。
曾经在日本第6师团的准尉关赖平回国后，晚年拿起了画笔，这名曾经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人对侵略罪行进行了忏悔。
传教士记忆中的游击战
美国传教士步惠廉，在中国传教50多年，除了几年被派往上海市区和苏州，几乎都在松江度过。松江人亲切地叫他“步好人”、“步先生”。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松江遭到日军轰炸。已经70多岁高龄的步惠廉，踏上返回松江之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宣教和救济工作。
“步惠廉的儿子詹姆斯·伯克将父亲几十年在中国的经历，整理成了一本回忆录 《My father in China》（《我的父亲在中国》）。”程志强告诉记者，这本“步先生”的回忆，很大篇幅提到了中国游击战，还原丰富了淞沪会战后的抗战记忆。
因为日占区通行证的办理等原因，1938年1月后，步惠廉重新回到松江。此时的松江，商业区不复存在，只有几家用复合板和塑料棚草草搭起的小商店。县城物资稀缺，物价通胀刚刚开始。但最糟糕的是，日本人让汉奸担任公职，一起搜刮民脂民膏，压榨百姓。
当时，街上巡逻的日本士兵随身带着小本子，在哪家看到了漂亮姑娘，就把这户人家的住址记下来，轮休时就来“光顾”，有时干脆破门而入，甚至威胁“如果不把姑娘交出来就杀光全家”。一些家庭因此而惨遭灭门。不久，漂亮的女孩们便学会在出门前换上破旧衣服，在脸上涂抹泥巴，有的则索性不再出门。
当时，国际各大新闻媒体在报道中经常直指日军痛处：只有大城市、城镇，以及之间的交通要道才能称得上是被日军占领的地方。
周边农村虽然面积不小，但到处都埋伏着中国的游击队，一旦落入他们手中，任何一支日军小分队都在劫难逃。当时国际媒体记录，以松江为中心，以上海、南京、杭州为界的长三角地带，活跃着三十万支有组织的游击队伍。
大多数游击队员都是正规军出身，日军包围下，他们扔下军装，乔装成农民往乡下跑才能脱身。还有一些游击队员常年在此活动，日本人占领松江后，他们扛枪打游击游刃有余。游击队里还有一些来自正规军的军官和爆破专家，负责组织队伍训练。
松江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破坏火车，每一次破坏行动都经过精心策划。在上海及周边，密布了许多游击队相关机构和联络点，甚至延伸到日军指挥部会议室。因此，游击队总能打探到何时有搭载日军高级军官或肩负其他重要任务的火车经过。沪杭铁路沿线的破坏行动，通常在松江西边几公里处进行。游击队很少用炸弹，因为火药非常稀缺。他们主要派一名游击队员爬上铁轨，把轨道上的一颗钉子撬出一定高度，几分钟后，日军的铁道检验员再过来也发现不了异常。等火车驶来，因为钉子松动，火车翻倒在路堤上。
对游击队忍无可忍后，抓狂的日军开始新一轮“大扫荡”。每隔几个月，日军就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展开扫荡，时间虽然不长，但手段十分残忍，杀害手无寸铁的农民。在日本人看来，游击队员和农民没什么两样。日军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游击队员，标准各式各样。比如一名苏州传教士的厨师，回乡探亲时恰好碰上日本人扫荡村子，结果就因为穿了一双皮鞋被误认为是游击队员，遭到日军射杀。
游击队一直活跃在日占区边缘，区域延伸到嘉兴和杭州湾，日本人一直惴惴不安。半夜枪声响起，哨兵们提高警惕，日军从沉睡中清醒过来，子弹上膛，一通乱打，但根本打不到一个游击队员。之后传言四起，说成百上千的游击队员乔装混进城中，准备袭击日军大本营。战战兢兢的日军颁布戒严令，要求街上每个行人出示“通行证”。在步惠廉的记忆里，日军只会给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发放通行证，不过早已被游击队巧妙地拿去大批量复制。那时，一旦有谁不幸忘带了通行证，就被日军无情射杀。
一天晚上，步惠廉正准备就寝，一枚炮弹突然从传教会楼上呼啸而过，炮弹一枚接着一枚，伴着阵阵枪声，距离步惠廉不足两公里远。不一会儿，恢复寂静。第二天，有位老伯伯告诉步惠廉，“昨晚，几个农民过鬼节，在北边游街，正巧遇上小日本，他们以为提灯笼的人是游击队的，就从火车站那边开了枪”。
“放心，没人受伤，”老伯伯补充道，“不过这倒是个浪费小日本弹药的好方法。”几周后，炮弹又从传教会楼上飞过。第二天，日军巡逻队气愤地发现，炮弹打中的不过是竹竿上挂的一排灯笼。
这是一段用铁与血铸成的历史，记载着我们的苦难，也铭刻了我们的尊严。
牢记战争，追求和平；勿忘历史，面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