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工作，首先并不是打鬼子，而是要先解决基层政权问题。基层政权，系于民心，而民心则系于民生。而所谓民生，最基本则是三件事：看病、识字、吃饭。这三件事足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
当时农村地区普遍缺医少药，帮老百姓看病，救的往往就是一个家庭；民国时期农村平民的识字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让老百姓识字，你后面的宣传，人家才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在县城、在村口贴一张告示，所有的人才能知道上面的政策法令是什么，不会让基层权力很容易就被几个识文断字的当地富户垄断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吃饭问题，于是有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
正是在一支支不起眼的工作队的坚持之下，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才一步步掌握在了共产党手中。日军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仅能达到县城一级，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上所有的毛细血管都和主动脉隔绝起来。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曾计划在冀中平原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而在八路军的引导和动员之下，这些传统产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反倒降到了不足耕地总量的10%，严重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
与任何一种作战模式都别无二致，经济战的胜利，同样必须依赖于掌握主动权，而这其中包括指导思想的主动。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自山东根据地。最初，八路军的金融工作者们落入到了“经典理论”的窠臼当中——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那就应该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而根据地既无足量黄金也没有外汇储备，那自然也就没法发行货币。这一错误一度导致根据地的铸币权落入了日伪手中，导致根据地通胀严重。
然而很快，这个错误得到了纠正。“土八路”们创造性的发明出了“物资本位”。即将边区发行的北海币与基础物资进行绑定——“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中国经济学泰斗、抗战时期成功领导了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建国后曾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薛暮桥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
由于有可靠的信用保证，在对敌货币战争中，北海币最终将伪币挤出了根据地，反过来加剧了敌占区的通胀，在金融领域打击了日军。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山东地区的海盐交易已经全部由北海币来结算，连日伪军也都不得不储备八路军发行的货币……
在“大经济”观之外，我们同样还需要树立经济领域的“大安全观”。传统来说，商道求利——即商业行为的基本逻辑都是围绕获取利润而展开的，商家是否安定，只取决于利润的盈亏。然而当中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情况则会变得完全不同。一方面，企业经营的成败，不再是单靠自身的经营就能把握得住；另一方面，别人对中国的经济行为，也未必全然是基于账面盈利。
近几年的新闻报道中，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种种困局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有由于所在国内部出现骚乱、内战，导致中企不得不放弃前期投资全员撤离的；有中资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遭到当地武装力量威胁的；有所在国利用法律、舆论来恶意打击中资企业的；还有种种商业泄密等等。
与七十多年前的情况一样，我们面对的并非是一个个单纯意义的商业竞争对手。在西方国家，政、商、军、情报四块的“旋转门”模式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争夺经济利益时，通过舆论、法律、外交、情报直至暴力，以多重手段打组合拳，对他们而言已经是轻车熟路。举个例子，在国外，一场看似普通的社交酒会，谁与谁交谈，交谈内容是什么，这些都会有专业的情报分析机构进行事先设计，并且会对全过程进行监控和实时调整，通过零散的外围信息，最终拼接出完整的信息全貌。
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仅仅靠所谓的信誉、惯例或是纸面规则，显然是无从应对的。只能是外交、国防、安全、宣传与商务相互通气，相互配合，以“国家队”的形式组团走出去，并且有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提供专门的情报支持，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
此外，“经济”还可以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而且是一种可以摧城灭国的战争手段。冷战期间，西方国家通过操控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击垮了苏联财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时至今日，俄罗斯在国际油价上面临的困局，与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之间，恐怕任谁也不敢否认其中存在某种关联。
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同样面临遭遇经济战争的可能。譬如以恶意挤压、并购来打击诸如农业、技术产业来破坏你的产业完整度；通过垄断零售业，以入场标准打击制造商，在特定时期制造价格变动；通过金融领域的刻意做空，来引发金融市场混乱，制造社会动荡……起码从可操作性上说，上述假设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也的确有人希望实现。
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同样需要我们以安全为切入点，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反馈等全部环节，予以通盘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