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期的对象、标准与标志　

　　要正确地分期，需要弄清楚三个相关的理论问题:分期的对象、分期的标准与分期的标志。这些也是国史分期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在这三个问题上获得共识，具体分期的意见也就易于一致了。　

　　历史有多种，有通史，还有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等专门史和部门  史。国史属于通史类。这是对国史进行分期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通史与其他史的区别在于，它的对象是社会的整体，其他史的对象是社会的某个局部。研究对象不同，研究的内容与承担的任务不同，分期的标准与标志自然也就不同。研究党史的以党的指导思想为标准，将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段历史分为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研究改革史的以改革为标准，将这一段历史分为改革前与改革后两个时期;研究现代化的以现代化发展过程为标准，将这一段历史分为探索、受挫、复兴等几个时期。它们各有其道理。这些分歧，表面看来源于标准不同，实则源于对分期对象的把握。弄清楚研究对象的确切内涵是进行正确分期的前提，因为分期的对象决  定分期标准与标志的选择。 

　　分期标准由分期对象决定。对什么样的历史进行分期，就应有什么样的标准。如对军事史  进行分期，标准应是军事的;对政治史进行分期，标准应是政治的;对经济史进行分期，标准应是经济的。这是不说自明的事。如以经济作为军事史分期的标准，以军事作为经济史分期的标准，人皆以为不可。至于通史的分期标准是什么，这正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国史分期的标准应该是由通史的研究对象来决定。通史的对象是社会整体，它的分期标准只能是社会形态。具体地说，当通史的时限包含多个社会形态时（如中国通史，欧洲古代史，等等），标准应是社会形态。如通史的时限只包含一种社会形态（如中国近代史），标准应是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部分质变。 

　　在确定分期标志时，要弄明白标志与标准的关系。历史分期的标志是由标准决定的。标志  要选择最能表明标准本质的现象，即能代表标准的本质又易于识别的事物。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大的分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国史的对象是社会形态，对它的分期应采用什么标志?在社会形态中，经济形态是基础，有什么性质的经济形态便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形态。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人们发现，社会形态或重要制度的质变或部分质变，往往表现为重大政治事件，这种事件可以明确指出其发生的年、月以至日。 

　　重大政治事件有多种。其最重要的形式是政权的变化。政权的变化也有多个层次:一种带来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质改变的非同质政权的变化，另一种是并没有带来社会形态质变的同质政权的更迭。政治变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是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社会形态与政策的重大变化，集中体现在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会议文件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特别是宪法）上，这些文件反映了社会形态已发生的变化以及新政策的内涵。　

　　二、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进程与国史的三个时期　

　　社会形态变化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社会经济形态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根据这些重大变化，笔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6年，1957～1978年，1979年以后。此中的1956年和1978年是两个界标年份。1956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的思想路线，启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到新阶段。　

　　三、国史分期的下限　 

　　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等种类的历史分期不同，现代史分期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下限问题。国史属于现代史，自然也有这个问题。对此，笔者曾经提出两个观点:一个是“跟随论”，一个是“沉淀论”。所谓“跟随论”，是说研究历史不能远离现实。时代前进了，出现了新的应被关注的问题，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渊源的角度展示这些问题的由来及演变过程，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时间下限即研究的内容也应跟随历史的步伐前进。所谓“沉淀论”，首先是指客观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终结以及它对后来的影响，它的本质的显现，要有一个“沉淀”的过程。其次，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要有个过程。只有当人们占据了足够说明问题的材料，有了正确的理论和冷静的思维，人们才能对某一过程或某一阶段进行探索和总结。这个认识的过程，从时间概念讲，也是一个“沉淀”的过程。所以，在时间的绝对意义上，凡是过去的活动都已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所谓“转过身来即历史”），但史学工作者研究的对象，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的对象，应该是已经结束的过程或是已经结束的阶段。这就是说，只有当事物的发展过程或某一过程的某一阶段已经结束，其本质已经暴露，它才进入历史学的范畴。　

　　四、阶段的客观性与标准的主观性　

　　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工作者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连同标志）却是主观设定的。主观设定的标准是否正确地反映客观的历史阶段，这取决于历史工作者的学识素养和视角（故笔者对上文所述的标准与分期是否与国史的发展阶段相一致，不敢自恃），此其一。其二，每种历史研究的对象都有多个侧面（像国史这类通史研究的社会整体，更是如此），每个侧面都有它的发展趋势，人们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的不同侧面，得出不同的结论。对它的观察，不同的研究者可以采用不同的视角。同一研究者也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从多个视角出发，观察不同的侧面，就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社会演变的多种趋势，从而得出较为全面的认识。多种视角对认识客体有利，单一视角容易导致片面。在国史分期问题上，笔者主张多种视角、多种标准互补。在当前阶段，重要的和应该花大力气去做的事是:第一，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标准和标志;第二，更重要的是，用自己主张的分期法去实践，写出一本国史著作来，让读者去评审，让时间去检验，若干年后，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