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李荣融时代”来临

　　2003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成立中央和地方两级国资委作为特设机构，担当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角色，结束对国有企业“九龙治水”的局面，形成一套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七年来，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数量从198家减少到现在的123家，但资产总额从2002年的7.13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元，年均增长16.74%；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12.63万亿元；实现利润从2405亿元增加到8151亿元；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在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上榜的中央企业共有30家。

　　在这么一个阶段来讨论再次定位国有企业的问题，非常有意义。

　　第一，现在国有企业已经被看作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一位中央领导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讲到，中国最有特征的一个国情就是有一批骨干的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国有企业，这么多数量和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今天进入了一个停滞期。国企改革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新理念和其他创新的阶段，进入了一个相对的瓶颈阶段，也进入了一个困惑期，甚至在局部领域出现国有企业改革倒退的现象，比如大家普遍议论的“国进民退”的现象。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下称《企业国有资产法》）从去年5月1号开始实施，该法内容全面涵盖了经营性国资，明确了出资人责任，剑指国资流失的关键环节，解决了许多国资法律关系问题，但这部法实施到今天非常不理想，国资委对国资法这部法律在实践当中的推进也不是很积极，现在甚至有点后悔在国资法起草时让步太多，以至干脆不谈企业国资法。此外，还有其他部门不愿推进企业国资法的实施。

　　第四，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变化，就是“后李荣融时代”的来临。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领导者的个人特点，一任领导对于所在岗位和领域的认识，会影响到该领域的发展。可以说，领导人理念的高点就是整个改革可能触到的高点。李荣融从2003年担任首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以来，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带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他的领导风格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比如他把自己定位于国有企业的“领队或教练”。现在，王勇接替他的位置，意味着国企改革“后李荣融时代”或“王勇时代”的来临。

　　在这样四个背景下，讨论国有企业再定位问题非常必要。

国资委再定位  

　　国有企业的再定位，实际上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定位，实质上就是国资委的定位。

　　国资委的定位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资委本身的转型和定位问题。新的企业国资法出台以后，国资委对于国资法的实施不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认为国资法对于国资委的“干净出资人”的定位束缚了国资委监管的思路。其实，国资委应该而且必须是一个特设法定的出资人法人，而且是一个干净的出资人。按照这个定位来说，国务院国资委在后李荣融时代应该进行比较大的转型，应改名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对现在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进行较大的改革。首先应“去行政化”，其现有机构如干部局、改组局、改革局、分配局、产权局等，应该用新的出资人法人的思维取代，改组为战略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委员会等等，以新的治理结构来管理国有资产与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