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中，任弼时最早使用“执政党”概念，并将之作为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定位；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先明确使用“执政的党”概念；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阐述最为集中也比较深刻；刘少奇在1962年全党反思“大跃进”错误的关键时刻两次使用“执政党”概念，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朱德、陈云虽未直接使用“执政党”概念，但都有着明确的执政党意识；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执政党”概念，但对此采取了既不明确肯定也不否定的默许态度。对“执政党”概念的认识和使用，本质上是如何看待“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关系问题。建设一个永葆革命本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当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
　　学术界关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对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和使用“执政党”概念的探讨则比较薄弱，而“执政党”概念的提出与使用，却是中共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端。笔者从所能掌握的现已公开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文献出发，对此作一梳理和分析（下文的分析和判断皆是以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行文时不再一一表明）。由于掌握资料不一定全面，偏颇之处在所难免，请学界指正。
　　一、“执政党”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对中共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执政党建设理论所涉及的诸多概念中，“执政党”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执政党”概念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资产阶级执政党有着本质区别。对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实践中存在着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变和角色转换问题，这就决定了在思想观念上，中国共产党必然由长期以来形成的“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而使用“执政党”概念来定位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一转变开始的标志，也是中共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基点。“执政党”概念的使用，增强了中共执政使命感、责任感，推动了中共对执政党特点及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把握和探索。
　　在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和中共即将成功夺取全国政权之际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心理准备，并进行了富有前瞻性的工作部署。会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着手开展建设事业，会议还确定了全国革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意识。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执政党”概念被首次用来定位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使用“执政党”概念的序幕。
　　二、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党”概念的认识和使用
　　（一）任弼时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使用“执政党”概念定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任弼时率先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定位。1949年3月13日，任弼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3页。】任弼时在这里不仅最先使用“执政党”概念定位中国共产党，而且特别提醒要在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后增强执政忧患意识。遗憾的是，任弼时在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就英年早逝，其对“执政党”概念的使用也仅停留于此。
　　（二）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公开使用“执政的党”这一概念。
　　周恩来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具有执政党意识的领导人之一，也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公开使用“执政的党”这一概念。1954年2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其中提到“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以警醒大家要注意党的执政地位会使个人主义呈现隐蔽性的特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明确使用“执政的党”这一概念。周恩来在直接使用“执政的党”之前也曾有过类似表述。1951年9月29日，他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讲到知识分子在人民和敌人之间应秉持的态度问题时指出：“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9页】其中的“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跟“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的基本内涵是接近的。失败的是国民党，获胜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已经掌握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手中。据此分析，周恩来在1951年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初步认识，而在1954年则更加明确地直接使用“执政的党”这一概念。
　　1954年以后，周恩来还多次使用“执政的党”或“执政党”概念。1956年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说：“如果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集中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对我们执政的党特别重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20页】1957年5月12日，他又说：“执政党的地位也会使一些人骄傲起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再次郑重告诫：“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2页】这都表明周恩来对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入，也体现出他是依据“执政党”的定位来审视、思考党内存在的问题的。
　　（三）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集中阐述与大力推动。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阐述最为集中。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使用主要集中于两次会议上。一是在中共八大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集中阐述了对执政党地位的认识，并强调应依此定位注重加强执政党建设。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接着，他指出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21、216—217页】由于邓小平对“执政党”概念的集中阐述和大力推动，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予以了确认：“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二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坚持党的优良的传统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执政党的特点，已经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清楚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执了政，党的责任就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要负担什么责任呢？在过去我们无非是闹革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页】他提醒道：“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304页】这里，邓小平深刻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所面临的工作任务、所担负的历史责任的变化。
　　此外，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邓小平还有两次使用“执政党”或“执政的党”概念。一次是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页】另一次是1962年11月29日，他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专门就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8页】他还对干部管理和监督、干部交流、干部学习问题提了具体要求。邓小平对执政党问题的阐述和认识，在任弼时、周恩来关于执政党认识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已经涉及到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初步探索。
　　（四）刘少奇关键时刻使用“执政党”概念。
　　刘少奇曾两次明确使用“执政党”概念。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集中阐述执政党问题时隔六年之后，“执政党”概念再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报告中。刘少奇在国家建设因受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左”的错误的影响而遭遇重大挫折后，在执政党建设出现严重问题的关键时刻重新使用“执政党”概念，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次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会上郑重告诫：“执政的党，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726页】因此，对干部要从严管理，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刘少奇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真知灼见，既体现出他对于中共执政党建设的强烈忧患意识，又体现出他对执政党特点及执政党建设规律的积极探索。
　　（五）朱德、陈云虽未直接使用“执政党”概念来定位中国共产党，但具有明确的“执政党”意识。
　　朱德、陈云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执政党”概念来定位中国共产党，但都具有明确的执政党意识，对党的执政地位也有深刻阐述。如朱德在1950年5月就曾指出：“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成为这一政权的领导政党。”【《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页】他在《父老俱谈》一诗中也曾有“七年执政究如何”句，表现出对执政地位和执政成果的强烈关注。陈云早在1936年10月30日《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时，就使用了“执政党”概念：“革命者和全国人民觉得在驱出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谁为民主共和国的执政党，这是要由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来自己选择和决定的。”【《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这里虽然使用了“执政党”概念，但并没有用以定位中国共产党。又如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曾提到：“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这里需要赘述一句：1979年1月4日，陈云在新时期率先重新启用“执政党”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他还在1980年11月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273页】的著名论断，并在之后多次使用“执政党”概念，有力地推动了全党执政党观念的深化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只不过这时的陈云已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了。
　　（六）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执政党”概念，但采取了既不明确肯定也不否定的默许态度。
　　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执政党”概念的态度，对执政党观念能否在全党范围内确立起着关键作用。毛泽东是默许“执政的党”概念的，依据有二：一是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之后形成的中央文件，从档案上看，这份文件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作了多处修改，这句话依然保留。二是1956年毛泽东曾亲自审阅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报告中的“执政党”提法未加否定。
　　但毛泽东没有公开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是一直倾向于称之为“革命党”，这一称谓源于革命时期毛泽东形成的对“革命党”的深刻认识。1925年他就曾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1942年他又强调:“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来说,就需要有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沿用了这一称谓，如1957年3月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他针对某些人革命意志衰退且过于计较个人利益得失的问题讲到：“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同时，毛泽东亦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定位：“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7页】，“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3页】，“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这些论述中包含了执政的内容，但毕竟与直接使用“执政党”概念相比还是不同。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明确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笔者认为，毛泽东是有意避开这一源自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概念，以免引起误导。“执政党”概念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又称在朝党，与不执政的在野党相对。毛泽东对此是熟知的，并指出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8页】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说：“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个地质人才，我们解放七年造就了一万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4页】这里，他说“国民党执政”而不说“我们执政”，也可以佐证他是有意避之。
　　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于对政权可能变色的忧虑，毛泽东强调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心里，执政党意识与革命党思维两者是并存、并行的。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定位问题上，毛泽东是将“革命党”和“执政党”交织在一起来使用的。
　　综上，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对“执政党”这一概念的认识和使用情况尽管不甚一致，但他们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敏锐地洞察到由之带来的党的历史方位的根本变化，并开始逐步自觉地形成执政党意识，提出并使用“执政党”概念，随后又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作出了初步却十分重要的探索，推动了中共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
　　三、余论：“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关系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党”概念的认识和使用，绝不仅仅是使用一个新概念，其本质是如何看待“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关系问题。
　　“革命党”和“执政党”并非水火不容，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但是在已经取得政权的解放区又进行着局部执政，是局部范围内的“执政党”；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双重任务，既是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担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重任，又是一定程度上的“革命党”，担负着完成民主革命的各项遗留任务，领导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执掌政权进行国家建设，所以是“执政党”，但如果从毛泽东所说的建设中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这个角度讲，尽管这个“革命”的内涵较之以前有着根本不同，倒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身份，这样“革命党”和“执政党”两种角色可以对立统一于“领导党”之中。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革命党”和“执政党”两种角色是矛盾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但究竟谁是主要方面，要以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来确定，在一定条件下处于主要方面的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准确定位。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逐渐转化为“执政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需要强调的是，矛盾主次方面的地位虽发生变化，但并没有消失，这也就决定了“革命党”有执政行为和“执政党”有革命行为。在实践中，首先要根据实际确定谁是主要方面，其次要处理好革命和执政两种行为之间的关系，既要突出主要方面的主导地位，又要对次要方面有所兼顾，不能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亦不能有所偏废。
　　“革命党”还是“执政党”的定位，会直接影响着党的工作重心和工作方式的确定，这也恰恰是这两个概念的关键作用。过去，我们之所以一度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大搞群众运动的革命斗争方式来进行国家建设的错误，以致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挫折，跟“革命党”意识根深蒂固的影响和“执政党”观念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不无关系。今天，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早已成为共识，但并不能因此就忽视甚至忘记了在“革命党”时期所强调的坚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作风。因此，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永葆革命本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该成为今天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
　　〔作者李磊，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