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一篇文章掀开了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发展新篇章，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余玮、吴志菲著，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讲述了这个历史拐点的背后故事。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筹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

　　1977年，整个中国依然沉浸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然而许多觉悟者也深知，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粉碎“四人帮”而走出真正的危机。那时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些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存在，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更为可怕的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但没有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反而认为“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令人更加胆寒的“两个凡是”横空出世了。中国的未来又被一下子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1977年的二三月间，南京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正在筹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他心里清楚自己真正要批驳的是“两个凡是”。

　　胡福明苦苦思索着：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进医院。他白天在大学的讲台上讲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每当夜阑人静时，燥热的气流、病人的呻吟，使他难以入睡。于是，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当妻子出院时，他写出了文章的提纲。

　　这年9月，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问世了，文章从哲学理论上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指示。在当时，这实在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举动。

　　中共中央党校酝酿着一场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王强华。原来在这年5月，江苏省委党校召开过一个理论讨论会，在这次理论讨论会上，胡福明作了个发言《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当时有一位同志站起来，说胡福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于是胡福明再一次发言，坚持自己的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会议结束时，一位同志把胡福明介绍给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王强华说：“在北京，一些理论家也赞成这个观点，跟你是相同的。希望你帮我们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投给了王强华，然而文章寄出去4个月都没有回信，胡福明只能等待。

　　就在胡福明焦急地等待《光明日报》回信的这段时间里，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而当时直接领导这一斗争的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

　　11月，中央党校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12月2日，中央党校校委会开会讨论，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和标准，第一条是实践标准；第二条则是毛泽东思想。在当时之所以这样提，或许是出于策略考虑，但这种提法在党校学员中又造成了新的混乱。当时“两个凡是”所坚持和维护的实际上是被神话了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并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是一个没人敢触及的禁区。于是，胡耀邦要求重新研究。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开始着手写作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而几乎就在同时，远在南京的胡福明却突然收到了光明日报王强华的回信和文章清样。

　　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来信与文章清样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此后，稿子来来往往好几个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