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一生始终坚持党性原则，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对于同志、朋友或国际友人，不论对方职务高低、党内还是党外、大国还是弱国，他都一律平等对待；对自己，他则严于要求，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无私无畏，勇于担当，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坚持讲真话。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这是陈毅诗篇《手莫伸》中的名句，也是陈毅一生的座右铭。从参加革命起到后来作为党的高层领导干部，陈毅从未向党向人民伸过手。党需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党分配的工作他从不讨价还价。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陈毅和项英率部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作为领导人，陈毅和项英每人保管着一些金子，陈毅深知这些钱的重要性，保管极为精心，随时缠在腰间。可是到了夏天，因衣服单薄，腰部所缠的金袋凸出来了，陈毅觉得不安全，怕给党造成损失，他把机关人员和队伍集合起来，金条、银元、钞票全部摆到桌子上，对大家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形势越来越有些紧张，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后来，陈毅把这笔经费全部分给信得过的同志保存，自己没留一分钱。

　　陈毅经常对部下强调：共产党的部队，纪律一定要严！为了坚持长期游击战争，陈毅经常深入各地检查指导工作。有一次陈毅去南雄县检查工作，恰好碰到交通员给南雄县游击队送来上百套单衣，说是委托缝纫店胡老板做的。陈毅问给了钱没有，交通员说：“财佬的钱，我们用了就算了。他一个资本家，也不缺这200块银洋。”陈毅听了顿时严肃地说：“同志，这可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党的工商业政策。我们是靠政策得人心的，在百姓中的信誉，是我们的命根子！”他亲自派陈妹子把200块银洋装在毛竹里给胡老板送去。胡老板后来对人说：共产党游击队讲信誉，确实信得过。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带领部队攻打上海，他规定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对此，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解放上海的战役结束了，枪声停止后的第一个清晨，当上海市民打开家门时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这旷古未有的景象深深震撼了上海市民。毛泽东赞扬“不入民宅”的规定“很好”。

　　陈毅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也很严格。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期间，陈毅生活一直很简朴。调到中央工作后，全家一直住在中南海几间平房里，一个很小的套间就是陈毅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日常伙食很简单，衣着也很随便。除外事活动和开会外，总是一身旧衣服，已洗得褪了色，袖口还打着补丁。陈毅的孩子们吃普通饭食，穿补丁衣服，常常是大人衣服穿破了改给孩子穿，哥哥姐姐穿了又给弟弟妹妹穿。孩子们下学回家就温习功课，偶尔到剧场去也从不跟父母在一起，而是悄悄坐在剧场的最后面。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上海解放后，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国民党留下来的上海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业瘫痪，失业严重，食品短缺，物价飞涨，特务、流氓横行，乞丐、小偷、妓女遍布。上海怎么搞？对于刚从百战沙场走进十里洋场的陈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他的法宝之一便是“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之本，也是陈毅参加革命多年来身体力行、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

　　上海接管中常遇到一些特殊人物，如清末民初的老政客，与汪伪政权有牵连的多重身份人物，有名的宗教家、交际花、洋行买办等等，有关部门不知道怎样安排他们，陈毅指示：“这些人一不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学有专长的还可以重用。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就是！”

　　上海是工商业集中的城市，党的工商业政策在这里至关重要。1950年8月，正是敌人封锁、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到家里吃饭。去不去？陈毅请有关领导干部讨论，有人主张去，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犯错误。陈毅笑道：“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就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呢！”结果，陈毅摇着一把大葵扇欣然赴宴，还将夫人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席间，陈毅与他们二人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虽未讲政治道理，但却沟通了彼此间的感情。陈毅还常请私营工业企业家到办公室去征询意见，商讨政策，民族资本家们感受到人民政府是真心扶持他们发展生产，一些出走香港、欧美的私营企业家纷纷回归。

　　劳资纠纷是上海工商界的一大难题。陈毅说：“解决这问题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包火，要从起火根源上去控制这火。”解放后，上海一些纱厂的工人要求废除“抄身制”，纱厂经理想不通，说“这样纱厂还不被偷光？”陈毅亲自登门与这些纱厂经理谈心，他说：“老板把工人当奴隶，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为什么不朝外拿？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觉悟，你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有困难多与工人商量着办，相信能办好。”中肯的劝导起了作用，不久各纱厂都取消了“抄身制”，工人们热烈庆祝。纱厂经理们后来惊异地发现，车间里的原料和产品不仅不丢失了，而且每公斤棉花的出纱率比以前提高了。

　　陈毅特别重视上海的文化事业。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有人提出解散它，认为“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交响乐团。”在陈毅的关心下，这个交响乐团不但保留下来，还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专心排练。上海市党代会期间，陈毅请交响乐团为代表们演出，有的人听不懂交响乐，想中途离场，陈毅下令锁上剧场门不许退席，告诫大家，一定要尊重演员的艺术劳动。艺术家们闻讯倍感振奋，这个自1881年建团以来从未演奏过中国乐曲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了《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

　　陈毅对待上海文化界人士的态度很明确：上海文化界最珍贵的财富是人才。陈毅是艺术家、文化人的“知音”，这些人有的比陈毅年长数十岁，有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并不信仰，但陈毅却与他们都交了朋友，既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智慧，又从生活、工作上给予关心，同时引导他们不断弃旧图新，自觉自愿改造某些旧的观念。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上海市开始了取缔妓院的工作，陈毅同意民政局和公安局再三研究后提出的方案，即先封闭妓院，把妓女、暗娼送到妇女教养所进行教育改造，同时为她们治病，并安排适当工作。入教养所第一件事就是逐个为她们检查身体，结果发现4000多名妓女中，70%以上都患有性病。当时治这种病用的青霉素全靠进口，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有关部门舍不得花这笔钱，便请示陈毅。陈毅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他又说，“对她们这些人，我们有几条：一是给治病，二是治好了病给工作，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解放前受尽践踏的妓女第一次享有了做人的尊严，她们的身体恢复健康后，有的学会了纺织技术，被安排到纱厂当女工，有的到苏北农村安家落户，有的还当了干部。短短一两年内，上海便与全国其他各种城市一样，妓院和妓女统统绝迹，西方世界无不为之惊叹折服。

　　陈毅还去上海的棚户区调查，解决了近百万棚户区居民的吃水、用电及上厕所问题，后来又逐步改造，使他们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

　　在陈毅的领导下，上海市民团结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周围，上下一心，共同努力，遵照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部署，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上海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风气日益健康向上。

　　“我们都是平等的”

　　“我们都是平等的”，这是陈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28年1月，朱德和陈毅在领导了湘南起义后，率主力开进郴州。一进郴州，发现河道淤秽，蚊蝇扑面，当地民谣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疟疾）。”可见当时郴州的环境卫生状况差到什么程度。郴州人很快发现，这支新来的工农革命军扛着铁锹，挑着水桶，卷着裤管一齐上阵，搬走了垃圾堆、清除了臭水沟，郴州很快河清街净。可是他们不知道，带头挖污泥的正是这支工农革命军的党代表陈毅。

　　4月，朱德和陈毅率部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当时敌人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给红军的物质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陈毅和普通士兵一样，穿单衣单裤，吃红米南瓜，经常加入背粮上山的行列。陈毅不用扁担，他使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裤子。那时的裤管肥大，他把裤脚一扎，粮食灌在裤管里，一次能装七八十斤，然后扛在肩上。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担任新四军代军长，有一次在去开会的路上，他所乘的汽船突然起火，大火顺着风势越烧越旺。陈毅跳入深冬时节冰冷彻骨的河水中指挥灭火，并将不会游泳的警卫员、炊事员救援上岸。救火声惊动了附近的部队医院，院领导将陈毅等接到医院，换了棉衣，送来感冒药。陈毅说：“把药片留给病号吧。”他只喝了一碗姜汤便匆匆离去。

　　陈毅的平等观念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国与国的交往中。1958年后，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对外交往中，他秉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论是对美国、苏联等大国，还是对亚非拉的一些小国，他都不卑不亢，以诚相待。陈毅上任不久，因为美国干涉台湾等问题，中美之间摩擦不断。对待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陈毅立场坚定，多次在公开场合揭露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他指出：“中国人民不论用何种方式解放自己的领土，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而陈毅对美国人民却并无偏见，他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建国才180多年，科学、工业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假若美国改变了目前敌视我们的政策，两国关系是有前途的。”在中美大使级谈判中，他还告诉中方大使王炳南，可以与美国大使握手、问好，星期天请吃顿饭也是可以的。“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此乃泱泱大国之风也。”

　　1959年9月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在与中方的会谈中以“老子党”自居，指责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是“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陈毅当即反驳。赫鲁晓夫竟说：“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毅回敬说：“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第二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陈毅对苏联政府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慨，后来在日内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道：“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为增进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1963年底，陈毅陪同周恩来访问了亚非14国。在摩洛哥，国王举行宴会欢迎客人，陈毅与国王的弟弟、19岁的亲王同桌。这位亲王批评中国的对外政策太强硬，旁边几位年长的摩洛哥部长很担心，几次想制止他说话。陈毅则耐心地逐一向亲王解释中国的外交立场，以至几乎未吃饭，当起身告别时，这位亲王的立场已有很大转变。在加纳，中国代表团住在阿克拉国家大厦，这里的工作人员曾接待过许多国家的首脑，却分不清中国代表团人员的身份，以至有一次吃饭时把饭菜上错了，当他们知道后正不知所措时，陈毅说：“没有关系，我们在国内都是平等的，只是职务不同。”临别时，代表团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宴会，将宾馆服务人员都请来，周恩来和陈毅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感动得流泪，有人说：“不敢想象像周总理、陈元帅这样的身份的贵宾，竟向我们‘卑贱的人’敬酒。”有人说：“这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马里、几内亚、索马里……一路访问下来，中国代表团的所作所为赢得了所到国家的尊敬，走到哪里都有当地的普通老百姓夹道欢迎。

　　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亚非拉小国面前总觉得高人一等，陈毅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次，北京剧场举办音乐会招待驻京外国使节，陈毅入场时，礼宾人员发现原先给陈毅留好的座位坐了两位非洲国家的外交官，便赶紧请那两位官员换到另外的座位上去。陈毅发现了此事，径直走到方才被请走的非洲朋友面前，与他们握手，诚恳致歉，仍将他们请回原来的座位，自己则另拣了一处地方坐下。为团结更多的国家，陈毅平时只要能匀出一些时间就要询问有关部门最近来了什么外国客人，哪怕是小国身份低的客人，他也不是敷衍客套一番了事，而是往往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

　　“我们都是平等的”，这为陈毅在党内外赢得了无数朋友，也为新中国赢得了日益增多的朋友。

　　“讲真话，天不会塌”

　　陈毅素以心直口快著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始终认定一句话：“讲真话，天不会塌。”

　　1950年初，中央实行打击投机资本、统一财经工作的一系列政策，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上海的物价开始稳定并大幅度下降，导致一些不法资本家此前为牟取暴利而囤积居奇的产品滞销，亏本严重。几个月间，不断有厂店倒闭，失业的工人和店员无力支付孩子的学费，上海市30%的私立中小学面临停办的危险。税务局长向陈毅报告：资本家赖账的、哭穷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补增的税款收不上来。有的不法资本家煽动工人：“我的钱都用来交政府的税、买政府的公债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厂里、店里的财产，甚至发生了抢糕饼铺、游行请愿的事件。陈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专程嘱咐去北京参加全国统战会议的同志：“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入要平衡，这是人民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是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是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他思前想后，最终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出了反映上海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情况的报告，数据翔实，并提出延期交公债和税收等一系列具体的建议。在发出电报的同时，陈毅将注意力转到解决税收问题上来。在一次会议上，个别税务负责干部主张对欠税逃税的私营工商企业应“查账重罚”，甚至说：“什么政策不政策，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关系，迟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收过来嘛！”陈毅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征苛索，挤垮人家，这不叫社会主义，叫做‘左’倾幼稚病！”他愤然道：“这叫做过河拆桥，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这样做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他意味深长地指出：“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引号中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认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陈毅这番话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敬佩。

　　三个月间，陈毅就上海的经济问题向中央先后发去六封电报，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很快，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调整公私关系的号召，刘少奇也专门谈到对上海应特别加以照顾。中财委采取了一系列松动措施：公债尾欠缓交，工业原料补税缓办，私营纺织业进口原棉予以免税优待……减税也得到了同意，紧张的局势得到了缓和。不久，已经关停的私营工商企业逐渐开始复业。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知识分子一直承受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压力，许多人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62年二三月间，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政策精神，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承认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陈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直率地讲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到此，陈毅站起来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场下响起了如雷的掌声。陈毅的讲话在会议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鼓舞。

　　一贯讲真话的陈毅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诬为“二月逆流”中的“黑司令”，但他始终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讲真话的本色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