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6日）

江泽民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陈毅同志九十诞辰。
　　陈毅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但是，党和人民一直深情地怀念着他。陈毅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他一生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爱憎分明。他文武兼资，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政治、军事、外交经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陈毅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华民族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中。一九一九年，他远涉重洋，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在实际生活中，亲身体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法国工人运动和留法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爱国运动，在一九二一年被法国当局武装押送回国。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陈毅同志一生中作出的最重要的选择。当他一旦看准了方向，下定了决心，便不再有任何动摇，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毕生精力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投身革命即为家。”陈毅同志入党后，很快投入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先后在北京、四川、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革命夭折，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在革命转入低潮的严峻考验面前，陈毅同志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无畏品格。他从武汉到江西抚州赶上南昌起义军。南昌起义军遭受严重挫折后，革命前途似乎已十分渺茫。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陈毅同志协助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千里，组织发动了湘南起义，并把队伍带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主力——红四军。以后，他又协助毛泽东同志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通过了建设中国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陈毅同志为红四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四年秋，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度处于危急关头。陈毅同志那时身负重伤，和项英等同志留下，领导南方游击战争，并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不论环境怎样艰苦，他始终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曾在梅山被敌人围困多日。陈毅同志带着伤病隐伏在草丛中，写下作为绝笔的诗篇《梅岭三章》。其中一章是：“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和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今天依然那样地激动人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一部分主力挺进江南敌后，开辟了江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年五月，他正确执行中央对新四军的指示，率部渡江北上。陈毅同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项政策策略，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对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开了华中抗战的局面，建立了巩固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皖南事变后，陈毅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迅速发展华中的抗日力量，使华中成为对日本侵略者实施反攻和以后进行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同志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雄才大略，和粟裕、谭震林等同志一起，审时度势，抓住战机，接连取得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华东的全面进攻和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在全国战略进攻开始后，他又和粟裕同志率部挺进中原，协同中原野战军行动，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接着，他作为总前委主要成员之一，同邓小平、刘伯承等同志一起，参与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的指挥。在解放上海时，陈毅同志提出，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完整地保全上海；并下达了部队在市区不准用炮、进城不入民宅的严格命令。在他的精心指挥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紧密配合下，歼敌十五万三千人，上海这座城市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战争转向建设。陈毅同志在继续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同时，出任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市市长。当时有人说：共产党打仗行，管经济不行。陈毅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不但有能力结束一个旧中国，而且有能力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以非凡的胆略和一往无前的勇气，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全市人民，创造性地把党的政策同上海实际相结合，排除万难，胜利接管并初步改造了这个城市，使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巨大成绩，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得到改造，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上海市长任内的卓越政绩和清廉、正直、办事雷厉风行、处处以身作则、和人民同甘共苦的风范，至今仍为上海人民所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