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城市政权，是中共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和建立新中国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正如任弼时所言:“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便不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因此，城市接管工作能否成功，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和检阅，也是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党能否治国安邦的大问题。然而，就成都的情形来看，接管城市政权并非易事。成都不仅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驻地，又是全国最  后解放的大城市，许多繁难复杂的问题都集中于此。实际上，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留下的是  “一个生产停顿，物价飞涨，粮米奇缺，大批群众失业，社会秩序混乱的烂摊子”。为应对艰巨的城市接管工作，中共在处理旧人员、镇压反革命、肃特剿匪、救济失业以及稳定金融物价等方面都充分展开政治动员，而其所拥有的丰富经验和作为执政党的政治优势又使这一时期的政治动员更趋完善、更加深入和更为有效。 

　　一、接管城市政权中对政治动员的高度重视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为“改造旧秩序，建立革命新秩序，揭  开人民世纪的新纪元”，一方面，如同其他大城市一样，中共在成都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其“广泛发动群众，采用群众路  线”的经验，以对民众的政治动员为基本手段维护政权的合法化与秩序化。　　

　　事实上，政治动员在革命战争时期便已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权力和凝聚资源的重要方式。较之国民党而言，共产党正是成功运用了政治动员来贯彻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凝聚起民  众的力量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政治动员因而被认为是东方类型的革命中“旧政权灭亡的原因”和共产党不断壮大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而历来受到中共的重视。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接管城市政权时，毛泽东更是愈发重视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工作，甚至认为对城市进行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也“要看群众的发动情形而决定”。由此可见，政治动员——使普通民众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从而推动其政治认同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在接管城市政权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中共的总体方略如此重视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加之又有石家庄、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  的成功经验，因此，对成都这座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城市而言，政治动员便显得尤为重要且又切实可行，乃至在《关于接管成都应注意事项的规定》中，便特别强调了“全体入城干部与  勤杂人员必须保持联系群众与发动群众的作风”。于是，从接收成都市的各种军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到之后的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中共都充分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政治动员，以寻求民众  的认同与支持，并籍此将国家意志与人民意愿相统一。

　　二、全方位的动员手段与形式　

　　中共在接管城市政权中，面对更为广泛的动员对象，采取了遍地开花式的宣传动员和深入的思想教育以及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动员形式，以期获得民众认同并形成群众  性运动的动员目的。　

　　（一）大力进行宣传动员，籍此统一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　

　　宣传动员是“一种有意识地控制社会心理的活动”和“一个社会改变或形成民众特殊态  度、意见和舆论的重要工具”，甚至有学者直接将社会动员看作是一个强化宣传的过程，并  把宣传定位为“运动的支柱”。中共在接管城市政权时便大力进行与充分利用了宣传动员  的优势。 

　　首先，大量派遣军事代表对被接收单位和个人进行座谈与宣传。为了使被接管单位和普通群众更易了解共产党的城市接管政策以及具体负责接管工作，成都市军管会向各接管单位均派  遣了军事代表。他们利用个别谈话、组织学习上大课、召开全体大会与各种性质的座谈会等方  式，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方针，并有意识地根据发展情况引导大家揭发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切黑暗统治、贪污腐化等种种罪恶事实，藉以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阶级觉悟。事实证明，派遣军事代表展开深入宣传有着立竿见影的作用，尤其是对那如原国民党财政厅、民政厅等心存顾虑的被接管单位而言更是效果显著。正是由于军事代表的宣传和教育，消除了被接管单位对共产党的思想顾虑，进而增强了对共产党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