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大规模境外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正如美国政论家约瑟夫•格登在《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所言：“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中国则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在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旗帜，实施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为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成效显著

将革命的政治精神灌注于民众、部队之中，调动各种社会力量支持战争，激励全体参战人员高度的战斗热忱，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下述4个方面。

（一）动员目标获得全方位实现

动员目标是整个动员活动的落脚点，因而是评价动员绩效的一个核心指标。动员目标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目标的完成情况。动员目标完成的越好，其实现度越高，政治动员的绩效就越好；反之，则越差。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动员从宏观上看，不仅配合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正面对敌作战，而且取得极佳的对敌斗争效果；不仅实现了“援朝”的动员总目标，展示了新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而且实现了战争各阶段的政治目标。

从战争各阶段动员目标实现情况看：战争初期，通过广泛、普遍的“三视”教育，扭转了人民群众中的崇美、亲美、恐美的不良倾向，消除了官兵中的惧战、厌战情绪；停战谈判时期，中方成功地驳斥了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无理要求，在国内较好的引导了民众如何认识停战谈判的意义；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再次调整战略部署，成功地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增产节约，支援志愿军在朝的持久军事行动。

从动员具体目标实现情况看：其一，它极大地激励了官兵斗志，战场政治动员成功地将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灌注于部队，有效弥补了志愿军因装备、补给等方面的不足。其二，它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志愿军入朝之初，国内很多人对这场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心里没底，甚至不支持出兵。据此，中共中央展开积极政治动员。周恩来在1950年10月政协第18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对美国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予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将无法再进攻中国。”此后，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不断强化了动员效果，逐步增强了民族自信，进而彻底扭转了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其三，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新中国打破了美国的孤立政策，建立了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尊重。

（二）动员客体参与热情空前高涨

政治动员的客体是人，离开了人的参与，政治动员就失去了运作的载体。动员客体参与程度越充分，证明客体被动员的程度越高，动员绩效就越大。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政治动员客体不仅包括本国军民，还包括海外华人、各国名人政要及朝鲜的广大老百姓。动员客体的广泛参与是这场战争政治动员的重要特点，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把“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作为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三件中心任务的第一件。接着，在此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有2.299亿人直接或间接参加了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从4月到7月，参加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达3.399亿多人。这就相当于新中国每两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参加了此项活动。

从参与对象上看，也是充分的、广泛的。如在爱国竞赛运动中，工人们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刀枪”的口号，积极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农民们发出：“努力生产多打粮，打败美帝野心狼”的誓言，踊跃缴纳爱国公粮；工商界人士也提出“爱国不落人后”，普遍进行集体纳税；宗教界人士也纷纷举行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示威大游行，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开展捐款捐物活动。全国开展增产增收、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后，人民群众立即响应，积极捐款。广大工人每月捐出1-6个工作日的工资，捐出部分或全部奖金，还参加义务劳动和加班生产作捐献；农民靠节衣缩食、进行农副业生产等办法作捐献；工商界捐出营业额的l%-2%，有的捐出4%-5%；小学生将父母给的零用钱捐献出来；大中学校的学生利用假期勤工俭学进行捐献；作家捐出稿酬的一部分或全部；艺术家开展义演、义卖（字画等）、义展等活动，将其所得全部捐献。这种战争政治参与程度是此前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

（三）动员策略运用适时适度

动员策略的选择对政治动员绩效有着重要影响。动员主体制定出正确的策略，政治动员一般就能顺利进行；反之则会起阻碍作用，影响动员效能的发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针对不同动员客体恰当的选择了动员策略。比如在战争性质的控制上，中共中央选择了“志愿冲突”的动员策略。当时美国是以“联合国军”名义干涉朝鲜内战的，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选择以志愿部队的形式参战。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写道：“叫志愿军意思就是政府不出面宣战了，是人民群众志愿组织去的军队。所以解放军的帽徽也不戴了，胸章也不戴了，干部还发了朝鲜人民军的军服，举行宣誓仪式。其实，我们是整个团，整个师，整个军，整个兵团都加入了志愿军嘛！”中美之间并没有正式宣战，中国也没有同其他任何“联合国军”的成员国宣战，客观上减少了战争的舆论压力，避免因宣战引起的战争升级。

在外交策略运用上也比较成功。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虽然纠集16个国家派兵参加军事行动，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和政策取向的差异，参战国家、包括美国的主要盟国英国对这场战争有着不同的考虑，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英国在我们中国有辫子，在我国投资有两亿英镑，并在南边有香港，所以，它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两面派的态度，渐渐地要跟美国闹别扭”。因此，中共中央选择了英国作为外交突破口，一方面通过中间渠道将中国抵抗侵略的坚定决心等信息传递给英国政府，另一方面在完全有把握武力解决的情况下，对香港采取留而不攻的策略，从而使美英联盟发生微妙变化。特别是当朝鲜战争形成持久化的趋势后，英国与美国在朝鲜战争政策上的分歧与矛盾日益突出，在较大程度上干扰和限制了美国政府扩大朝鲜战争的企图。

（四）动员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动员资源的利用情况是另外一个影响动员绩效的重要因素。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利用中苏同盟的政治资源和当时极为浓重的国际意识形态资源，争取到了有力的国际舆论支持。志愿军作战期间，包括苏联、波兰等友好国家，广泛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参战的消息，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正义行动。此外，在中苏联盟政策影响下，还争取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情和帮助。如保加利亚、波兰等国不仅在政治上声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而且在物质上给与了大力援助。

在国内，中共中央除对广大军民进行思想动员外，十分注重利用民间和党外资源。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全国相继建立了抗美援朝总会、抗美援朝总分会、分会等群众性动员机构，使各种政治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