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后我们重温抗美援朝，不仅在于如何再现当年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而且要着眼于它所带给我们的启迪和至今仍有意义的政治影响。由此观之，我认为有三点可论。

第一是全民族应战的大无畏的精神状态 我把这种精神状态概括为三句话：承受压力，应对挑战的心态；藐视困难，勇往直前的气势；团结一心，敢于胜利的胆识。总之，就是那么一股不怕压、不信邪的劲儿。这是抗美援朝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众所周知，朝鲜战争爆发时的中国，无论国力还是军力都无法同美国相比。双方实力悬殊程度不是以几倍来计算的，主要工业产品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72万吨，中国是61万吨，美国是中国的近144倍；美国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中国是1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28倍。中国不要说飞机、坦克，就连汽车也制造不了。这是就经济实力而言。从国际政治环境看，中国是一个刚刚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阵营对峙，西方世界反共色彩甚浓，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的不在少数，而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赢家，在国际上处于咄咄逼人的时期，它的任何一次表态，联合国都不能掉以轻心，说它操纵联合国，并非夸大其词。这又是一个对比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利益面临挑战的时候能不能应对，敢不敢出手，确实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60年前的中国，面对这样的历史考卷，敢于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说“不”，交出了令后人骄傲和满意的答案。毛泽东在1953年9月总结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时说的一句话是对这个答案最好的诠释：“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①]。能战方能言和。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平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更不能靠任何人的恩赐。面对侵略者的威胁和挑战，退缩、忍让只能助长其嚣张气焰，使其更加肆无忌惮。直面挑战，坚决回击，用胜利昭示我们的决心和力量，才能挫败侵略者，赢得真正的和平。这是国际政治秩序的一个规律。

正因为抗美援朝战争遵循了这个规律，其影响才会经久不衰，持续至今。每当我们身处逆境或受到巨大压力时便会生发出来，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民众，都是如此。

1989年，西方主要国家联合制裁中国，一时风云际会。这一年的下半年，邓小平连续接见外国政要，面对制裁，他在谈话中多次援引抗美援朝的例子，说中国人吓不倒，中国“从来就不听那一套”。中国的特点就是建国后的40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对于制裁也好，压力也罢，邓小平的态度十分鲜明：“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②]普通民众也一样，当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侵害、广大民众表示义愤时，第一反应就是抗美援朝。他们以抗美援朝为荣，用抗美援朝鼓气。这说明抗美援朝已经成为从上到下鼓舞人心的一个精神象征。真正的精神遗产就应该是这样的：它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出现，它已经注入到你的精神里面了，平时不用去想，到时候就会奔涌出来。

那么，今天继续提倡这种精神是不是又要准备打仗呢？不是。因为这种精神的实质是以少胜多，以弱制强。而目前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总体上仍处于相对较弱的力量对比之下，仍然处在迎头赶上去的状态之中，只有形成全民族应战的局面，才能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没有这种精神状态，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不可能的。

第二是要从大战略的高度研判国家的安全与发展 抗美援朝的出兵决策“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③]它难在一是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决一雌雄，需要何等的胆略与气魄；二是一旦和美国交手，战火引到中国境内怎么办？三是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去说服中央决策层中意见不一致的其他成员。其实这三条归根结底是一个问题，即对于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安全战略。当时一些人对出兵朝鲜顾虑最多的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战争打起来后国内各项工作已经敲定的盘子该怎样调整的问题，决策出兵最大的顾虑、决心最难下的也在于此。这当然也是一种安全考虑。毛泽东不是这样，他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从中国一国的角度看问题，他的判断是：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的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侵略者将更为猖獗，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对各方都是不利的。[④]这就是世界大势的眼光。毛泽东透过眼前的云雾，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他想着国内的局势，更关注国际的格局。他提出：出去了，即使被打回来，也说明我们是局内人，不出去，连入局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他作出的判断是：我们认为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国外史学家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冒险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但由于安全得到保障和中国国际威望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了代价。有所为，才能有所得。今天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任何国际磋商和会谈机制都离不开中国，中国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方。如果不是因为当年中国勇于做局内人，介入这场战争，请问中国能有这样的资格吗？退一步讲，倘若当初中国没有出兵朝鲜，倘若战火也止于鸭绿江边，中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能有像现在这样的安全利益可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当然，大安全战略并不只是一两句话，它有一系列次一级和更次一级的具体战略策略借以支撑。比如，参战以后，如何避免美国公开同中国宣战？毛泽东主张6 个字：“要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朝鲜境内有效地大量地歼灭美国军队，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朝鲜问题。为此，一定避免两军形成僵局，那样的话，不但朝鲜战局不稳，美国很可能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则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还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⑤]而要大量歼灭美军，中国就要以4倍于敌人的兵力和2倍于敌人的炮火先机消灭敌有生力量。又比如，志愿军参战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只做不说”，以掌握工作上的主动权。即使有外国通讯社报道中国志愿军，国内也不报道，《参考消息》不登。还比如，战争进入到双方互有攻守，边打边谈的阶段，毛泽东提出：“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表现出一种从容淡定、随时奉陪的大家气度。

时至今日，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已远非昔比，中国不是争取做局内人，而是早已融入到国际体系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怎样制定并奉行自己的安全战略？抗美援朝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仍有着清晰的印记，仍不失其光彩，值得我们借鉴。这是讲的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问题。

第三是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战争两者之间的关系 朝鲜战争烽火连天之际，正是中国人民按照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准备大张旗鼓地抓建设、恢复国民经济之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仗打起来经济建设怎么办？彭德怀说：“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等于把困难说到“底”了，无非就是如此，坏也就坏到这样了。事情有时挺奇怪，真把丑话说在前了，豁出去了，人们反而没有了心理负担。战争的结果是，最危险的局面没有出现，因为敌我双方都不想扩大战争，都宁可把战争控制在局部范围内，因此，我们得以在战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开始制定并实施“一五”计划，形成了“边打、边稳、边建”的局面。战争的代价也不像当初预计的那样多，62.5亿元，合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其实，无论是现代战争理论还是现代经济理论，都承认战争对经济有毁坏的一面，也有促进的一面，战争可以推动技术革命和科技创新。反之，如果当初下不了打这一仗的决心，则美军陈兵鸭绿江畔，东北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工业基地都得大搬家，沈阳、长春等大城市都不得安宁，所有在敌人有效控制范围内的建设都将无法正常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肯定要大打折扣。经济建设与战争如何抉择，这正可用上两句中国的老话：“长痛不如短痛”、“两害相权取其轻”。

尽管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但毕竟是邻境战争，战略后方基地主要在东北，关内仍为常态，国内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运行，不必像全民族抗战那样转入战时体制，所以，经济建设仍是重要的一环，不能偏废。不仅如此，一定的经济建设力度和经济发展速度，也保证国家可以提供足以支持前线的物质需求。基点明确了，党和政府就致力于把支援前线和本职工作密切相连。先是鼓励大家订立爱国公约，接着不失时机地把爱国公约引向爱国增产，把“多打一粒粮食”、“多生产一支棉纱”、“多造一个零件”统统与支援抗美援朝挂钩，使境外战争和国内建设两个轮子同时运转。结果是，军事上取得胜利，经济上得到恢复和发展。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曾提出用三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同一年，他还用“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话描述国家中长期发展设想。1951年2月，毛泽东却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时间仅隔半年，为何不再讲“三年五年”、“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反而明确定为“三年”？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段时间工作顺利，用三年时间完成恢复任务确有把握，无需再说“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这个提法的变化，恰恰说明抗美援朝与国民经济恢复相得益彰。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是讲的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及其实施的问题。

最后，借用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的一段话结束我的发言：“事实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⑥]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