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第一次登上国际外交舞台,

在全世界面前树立了不惧强权的威武形象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直接赴朝参战，并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纠集15个国家拼凑成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紧急入朝，支援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同时，美国露骨干涉中国内政，公开宣称“台湾地位未定”,并派海军进入台湾海峡、派空军在台湾登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将战线推至鸭绿江边后，麦克阿瑟竟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中国领导人立即在国际上做出强烈反应。除了声援朝鲜，还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插手中国台湾事务给予愤怒声讨和严正抗议。但是，美国政府却狂妄地认为，中国刚刚结束内战，国民经济破坏严重，海空军实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陆军装备也非常落后，不敢与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交手，中国的警告不过是“虚声恫吓”，因而根本不理睬中国政府要他们撤回三八线以南的要求，继续实施其占领朝鲜北部的计划。

中国领导人决定，通过与东西方国家均有正常关系的印度，再次向美国发出严正警告。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召见潘尼迦，向他郑重说明中国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严正立场，明确表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①]

10月23日，在志愿军入朝作战4天后，中国政府正式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有关会议。11月28日和30日，伍修权在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上发言。他强烈地谴责了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武装力量侵占台湾，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②]美国代表不敢对中国的控诉作出正面回答，转而将会议议题引到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议程上。伍修权指出：中国决不参加根本荒谬的所谓“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的讨论，也没有必要回答美国代表提出的问题。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打退敢于侵略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者。

伍修权的发言赢得了会场阵阵掌声。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走上前来同伍修权握手。一家美国杂志评论说：共产党中国的代表来到联合国后，美国人民的目光都转移到成功湖（联合国总部）来了。香港的报纸也发文说：“在1950 年世界十大新闻中，第一条是朝鲜战争，第二条大新闻,无疑地应该是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对美帝侵略台湾的控诉。那控诉的义正辞严、理直气壮，自不用说，最重要的却是这样指着帝国主义的鼻子直斥它的罪行，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该是第一次。”美国代表感到十分尴尬。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奥斯汀承认，中国代表的发言使“我的政府感到不愉快”。杜勒斯后来也表示：他当时“被一种悲哀的情绪支配着自己的感情”。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外交卓越地展现了新生的共和国威武不屈的形象，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支持。

抗美援朝战争密切了中苏关系，提高了中国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

使我国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方面都赢得了许多有利条件

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一系列协约，标志两国的结盟，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如何争取朝鲜和平的问题上, 苏联却顾虑重重,怕被美国抓住他们卷入这一事件的把柄。

1950年10月18日，在听取了从苏联归来的周恩来关于与斯大林会谈情况的汇报，充分了解苏联方面的困难和忧虑后，毛泽东毅然表示：不要再等着苏联来同我们一道抗美援朝了，我们务必先走！没有任何援助也要出兵！中国方面坚定的决心给了斯大林极大的触动。正是中国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也密切了新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朝鲜战争的进程最终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的疑虑，他终于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随着斯大林对中国方面疑虑的消除，中苏关系也不断发展并走向高峰。苏联给予中国许多慷慨的帮助，对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尊严和荣耀，

在许多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无论是在第二次战役中穿插奇袭而获得“万岁军”称号的38军，还是在上甘岭坚守43天而岿然不动的15军，志愿军将士在朝鲜战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事迹，在给国人带来极大振奋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当中国出兵朝鲜并接连获胜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从此，李光耀开始认真学习汉语。

美军将领李奇微在《朝鲜战争》一书中承认，仁川登陆的胜利，使他们“悄悄地将自己的任务改变成占领和统一整个朝鲜，这是李承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对麦克阿瑟诱惑力很大的目标。中国的参战迫使我们对目标又进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后我们再次决定，只要能使南朝鲜保持独立，不受共产主义势力的控制就算达到了目的”。[③]可见，正是中国军队的英勇战斗和胜利，迫使美国人改变了既定的目标。一百多年来，一向被他人左右命运的中国，这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美国陆军官方战史也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美国学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认为，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应予以重视的军事强国。[④]

与此同时，志愿军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也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影响。同样是李奇微的《朝鲜战争》就曾提到：“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我方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然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⑤]

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开始真正拥有了外交层面上的大国影响力

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与其他国家共同讨论重大的国际问题。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次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和平，确保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改善了中英关系，架起了中美沟通的桥梁。这一系列外交影响力在朝鲜战争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1961年底，美国为阻止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1964年8月初东京湾事件爆发后，美国参众两院各自通过了对越南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东京湾决议案。中国对此发出了明确的警告。1965年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战斗到底；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⑥]对此，美国人的反应是：“重新想起了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反对美国军队靠近鸭绿江时所发出的警告”。 这一次，美国汲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约翰逊总统说他相信中国说的话，始终不敢命令美国地面部队越过北纬17度线。当时，李奇微对一些人扩大战争的鼓噪感到很担心。他说：“当我听到有影响的人物向我们担保中国‘不敢’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时，我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士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中国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⑦]

中国正是凭借着在朝鲜战争中所获得的大国地位，以外交方式制止了扼杀越南人民民主政权和各种针对中国的图谋。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它展现了东方睡狮觉醒的力量，成为中国重新走向大国之路的重要起点，使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屈辱得到了洗雪，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所赢得的国际威望和战略地位都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财富。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