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被迫投入抗美援朝战争时，经济饱受战乱摧残，市场尚未稳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财力、物力极度紧缺。在严酷的经济环境下，面对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国的美国，战争能不能取胜？经济会不会被战争拖垮？令人疑虑与担忧。[①]

战争表面上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当时，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77美元。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尚不足美国的1/10。[②]美国还拥有世界上群体最大、水准最高的科技人才储备，可以操纵联合国对新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然而，一般人难以预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边打、边稳、边建”，经济不但没有被拖垮，而且奇迹般地实现了全面恢复。要了解个中缘由，不能不回顾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大举措，并全面分析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为恢复经济采取了六项重大举措：

第一，建立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

面对战争的压力，经济恢复工作既要有党的坚强领导，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有赖于建立新型的经济管理体制。新中国承继的经济遗产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二是官僚资本高度集中。这些特点给新生的共和国带来了挑战与机遇：既要对旧的经济基础进行势如破竹的革命和改造；又有可能迅速集中财力、物力，大刀阔斧地扭转局势。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为这个时期战胜重重困难，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从经济体制上奠定了基础。

第二，战争爆发前后制定与实施新的财政金融方针

1950年3月，中央颁布并迅速实施了统一财经的决定，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财经管理体制。建立了中央金库，由中央统一调动资金和重要物资。这对迅速增加财政收入、平衡收支、稳定物价至关重要。经济形势基本稳定后，政务院适度调整了财政体制，在统一集中的总方针下，实施了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分管，改变了中央统得过多、地方权利过小的弊端。

朝鲜战争开始之前，国家曾计划以全部预算的70％投入经济建设、文教卫生事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兼任中央复员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拟将540万军队分两期裁减为300万人左右。朝鲜战争迫使国家改变了原来的设想。中财委于1950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确定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政方针。[③] 1950年11月，陈云指出：“简单地说，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④]1950年国防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41％，次年增至 43％，为1949年以来最高。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国内经济建设准备工作得到加强。1952年明确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经济建设费才略微超过了国防费。

国防支出的增加造成国家财政紧张。1951年的财政支出概算预计赤字占11．5%。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人民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的措施有：短期冻结存款；适当增加税收，税务机关加强了税收征管力度；削减支出，除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军工投资、对增加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和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外，其他经济建设投资“可削则削，可减则减，可推则推”，对国家公职人员继续实行供给制和低薪制；建立经济核算制，开展清产核资。

通过一系列增收节支和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等办法，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军费剧增的情况下，1951～1952年中国的财政收支仍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国民经济恢复所需的重点建设。

以上情况表明，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是保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和稍后的“边打、边稳、边建”的财政方针的顺利贯彻实施的保障。

第三，以扩大城乡交流促进经济恢复与税收增加

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行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国民经济运行渠道纷繁，千变万化。国家如何相机抉择和实施不同的运行机制，实现经济运行的通畅和高效，需要很高的领导艺术。其中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对于开源节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人民政府采取了5个措施：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鼓励私商从事城乡间的购运业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积极经营土特产品；举办物资交流会，发展农村集市贸易；银行增加商业贷款，发展押汇业务，扩大通汇网点。1952年初陈云回顾1951年财经工作时说：“去年一年的工作重点是‘城乡交流，抗美援朝’……城乡交流实质上就是收税，收来的税就是为了抗美援朝，作为军费。”[⑤]人民政府还根据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行有利于工农业发展的价格政策，在促进私人投资、吸引侨汇、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等方面均灵活运用了市场经济和国际金融贸易的种种规则。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严格的组织纪律和高效的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的灵活机动相结合，形成了这个时期国民经济运行的有序和高效。

第四，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与捐献武器运动

保家卫国战争激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情，迅速凝聚民心。各个行业形成了“生产战线”。1951年10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⑥]1951年12月起，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组织生产竞赛、提合理化建议与推广先进经验、开展核定资金与查定生产能力等。“三反”、“五反”运动也是增产节约运动的措施之一。

各业掀起了劳动竞赛热潮。工业掀起了学习齐齐哈尔机床厂马恒昌小组的活动；在农业领域，山西省李顺达互助组首先提出丰产挑战。[⑦]

1951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各界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⑧]

第五，改变基本建设投资结构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和1952年，国家投资重点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倾斜，并导致此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项目安排中军事工业占了较大的比重，项目布局明显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京汉（北京至武汉）铁路以东基本未安排重点建设项目。[⑨]

第六，调整对外经济关系的方针与策略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步步升级。由于财产冻结，中国在美、日的2700万美元的公私定货被扣留禁运；国家银行在美国的500万美元未到期汇票被冻结。中国在欧洲经日本、菲律宾运回的定货在美控海岸被扣。面对经济封锁，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反封锁的斗争中，国营企业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950年的66.53％上升为1952年的93.02％。[⑩]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针锋相对地对美、英等国的在华企业实行征用或代管、管制和征购；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通过以上举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虽然处于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但是仍实现了预期3年国家财政收入根本好转的目标，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已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在近现代历史上，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军队在境外打得最漂亮的仗，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多达100亿美元。[11]1953年12月，中朝两国政府发表公报，中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美国发动侵朝战争至1953年12月31日期间，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还决定于1954～1957年无偿赠送朝鲜人民币8亿元，作为其恢复国民经济之用。[12]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经济恢复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朝鲜战争起了截然相反的作用：日本不仅得以搁置了严厉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且由战争带来了特需生产和出口增大的机遇，经济一举恢复了生气。美国改变了对台湾地区的政策，恢复了军事和经济援助，使其得以降低通货膨胀，刺激工商业活动。欧洲一些国家通过这场战争增加了贸易额。而中国被迫投入战争，承受了牺牲和消耗。1950～1952年，中国的军事国防费用支出分别占财政支出总额的41.1％、43.0％、32.8％。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斗伤亡合计74.6万人，其中牺牲18万人。[13]情况表明，中国人民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另一方面，在实力强大的美国的战争挑衅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屈不挠，不仅在军事上敢打敢赢，而且在经济上确立与实施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成功地实现了“边打、边稳、边建”，维护与增强了民族尊严。保家卫国的正义感使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极大地增强了凝聚力，促进了各项经济工作提高效率、增加效益。这些情况表明，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是胜利者。抗美援朝战争避免了中美两军长期对峙、形成僵局，使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的局面出现[14]，使“参战利益极大”[15]的预言成为现实。

在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之际，重温半个世纪之前的这段历史，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都会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