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20年来我国区域地方史研究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此领域,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论著,设立了中国第一批地方史研究博士、硕士点,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地方史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中,地方史也从“七五”计划起便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予以资助。台湾学者也正在开展大规模的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可以说,中国地方史研究已走出了困境,形成了高潮。

　　在海外,中国地方史、区域史的研究也成为重要的国际学术潮流,美国、日本等国收藏了我国大量的地方史著作和资料。地方史研究的课题十分广泛,凡地方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军事、民情尽在其中。在研究方法上也日趋多样化,有对一个县的微观研究;有对各大区域社会结构、框架的宏观研究;有对某一政治事件的区域性、社会性研究,有不同学科对同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多学科研究等等。研究者中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外国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选取中国地方史(包括四川史、重庆史)作为博士论文题材。仅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所接待和指导的美国、日本博士研究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外国学者的成果从一定程度弥补了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助于中外学术的交流与合作,使我们对地方史的研究更加深入。

　　可以认为,《重庆通史》是在我国人民进行历史反思,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进程中在中国地方史研究成为国际性学术潮流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这一研究成果成为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创新风貌的学术著作。

　　首先,在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观点,把它作为研究重庆历史的途径和起点。同时又坚持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的观点。在观照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时始终把重庆放在中国西部的全局地位考察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尤其注意重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注意发掘重庆历史的个性。其目的就是要反映重庆历史的特色,从而摆脱地方史只是今日地方行政区范围内的中国通史缩微版的窠臼。

　　其次,在研究的整体思路上,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古代悠久而丰厚的历史积淀上,浓墨重彩地论述近代历史。重庆古代的历史从巫山人算起,已经有200万年了。无论是人类活动本身的内涵,还是跨越时空的长河,古代史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长度。因此,有些地方的通史仅古代一史就占了全书的绝大部分。但是,我们把这200万年的历史浓缩为一卷,择其要而书之,取其精而用之,选其华而记之,只占全书不到1/5的篇幅。而把整整两卷和全书4/5的篇幅用来浓墨重彩地描写不到100年的重庆近代史。这是因为在悠远丰厚的重庆历史上,真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与今天联系最紧,最能给人以启迪和思考的,还是近代以来的历史。重庆近代史是一部从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的历史,一部从古代区域性军政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历史,一部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特大城市的历史。其间的苦难、奋斗、曲折、艰难、光荣、辉煌,……可圈可点,可感可叹。近代的重庆为祖国奉献了灿烂的文化,为民族筑造了光荣的传统,也为自己打造了崇高的精神。

　　第三,在历史内容的选择和发掘上,努力改变通史只是政治斗争史的格局,而始终以重庆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为研究的着眼点,始终注重发掘政治斗争背后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原因。正是这种努力,使我们从重庆历史中抽出了反映重庆本土化特征的三条互动发展的历史线索:一是政治发展的历史,即古代历史上统治阶级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开展的斗争,以及劳动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斗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重庆人民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进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即重庆由川东地区的军政中心逐步演变为四川、西南、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了中国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形成演变历程。三是文化发展的历史,即重庆作为内陆中心城市的文化源流,研究古代巴渝文化──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现代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各自形态、相互联系,以及文化与经济进程、政治发展的关系。

　　此尝试的目的在于推动史学理论的创新,在于显示《重庆通史》的独特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早在12年前本课题立项时,我们就提出,经济与文化研究的薄弱,是通史研究的普遍现象。对于重庆这个政治斗争的重要舞台,要弄清政治发展的历史已属不易,而要把城市经济与文化的演变理出头绪,展示其形态,揭示其规律,就更加困难。因而书中,我们把200万年来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历程及其传承关系,既作难点,也作重点,既是突破口,也是成功的关键。

　　本着这一理想,在“七五”期间,我们开始对重庆经济进行整体性研究,1989年出版《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时,研究“经济中心”的内容已有4章,篇章框架已经形成;而“文化”则刚刚起步,有了一章“近代重庆文化”,但显得生硬。“八五”开始时,1991年出版《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经济、文化的研究大有进展,已经成为支撑近代重庆城市史的独立板块。而当进入“十五”,《重庆通史》完成之时,我们已经可以用40万字的篇幅来展示经济与文化的变迁。特别是经济方面的研究已经成型,甚至可以说,一部《重庆经济史》已经融合在一部《重庆通史》之中。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参加本书文化部分写作的几位中青年学者,刚刚放下写《重庆通史》的笔,又在相约写一部《重庆文化史》。应当说,是研究《重庆通史》的实践给了他们这种学术的眼光,也是《重庆通史》的成功,给了他们胆量与勇气。因此,我们12年前提出的问题已经作出回答,作出的承诺已基本实现了。

　　第四,在历史分期上,始终以社会性质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准。这集中体现于重庆近代史的分期。我们对重庆近代史的上限,没有套用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的说法,也没有提出一个简单标志。而是从重庆历史实际出发,把上限处理成一个过程,即1876《烟台条约》———1890《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1重庆开埠。这样就更能准确地反映重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关于下限,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以194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结束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我们也倾向于这一观点。但具体处理又不完全采用1949年说。毫无疑问,1949年旧政权的崩溃是半殖民半封建历史在重庆结束的一个主要标志。但推翻旧政权还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才最终铲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基础。因此,旧政权的灭亡和新政权的建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必须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缺一不可,它们都是同属通史的重要问题。因此,以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民主革命任务彻底完成,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止,作为第三卷的终结。以这样的方式处理一个地区的近代历史下限的做法,在国内外似乎还没有先例。这一学术观点提出至今已经12年了,得到多数同行的赞成。

　　在体例上,本书采用了通史与专题相结合,诸体并用的方法。全书主体以编年为经,以纪事为纬。在大部分章节里,将政治、经济、社会融为一体,体现了通史特点。同时,又分别在每一卷里设置专门的章节集中记载和分析重庆经济中心的演变、重庆文化的变迁,而且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从而使本书具有浓郁的重庆特色。此外,本书采用了必要的图表,以方便读者,提高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