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市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试点期间（1983～1987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支持下，重庆市不负重托，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在国企改革、流通改革、军工改革等很多方面，均有开全国先河之举，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试点的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发挥城市的作用，特别要发挥大中城市在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来解决‘条条’、‘块块’的矛盾，解决城乡结合问题，按照经济的内在规律而不受行政系统、行政区划的干扰和限制，做到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形成合理的经济网络。”［1］但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要复杂得多，因此，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必须进行必要的试点，然后才能铺开。

　　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1982年成立后，抓了江苏常州、湖北沙市两个中等城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但是，这两个城市代表性还不够，因其范围比较小、经济关系比较简单，一些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两个城市无法进行有效的试验。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重庆市作为中央选定的第一个试点大城市而被推上了全国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前沿。（1984年3月，中共重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认为，有以下八个方面重庆市处于全国经济改革的前沿位置：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实行计划单列的省辖大市；是全国第一个享有相当于省一级、甚至在某些方面比省还要大一点的经济管理权的省辖中心城市；是在1000万农村人口地区第一个试行大面积市带县的城市；是第一个试行省属企事业下放给市管的城市；是第一个在财政上实行定额分成、超收归己的城市；是第一个全面探索军民结合新路子的城市；是第一个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全面进行流通体制改革的城市；是第一个通过内河口岸直接进行外贸活动的城市。参见《廖伯康同志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学习、贯彻总理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的意见（1984年3月19日）》，重庆市档案馆：1001-22-411。）正如时任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薄一波在1983年3月视察重庆市时指出的：“目标要把西南搞活，这是中央给你们提出的任务，不要在小圈子里打主意，要有点气魄，搞活经济，打开新局面，只重庆打开新局面还没达到目的，要看到西南。”［2］“中央对重庆试点的期望很大，把你们摆在一个全国的位置上。你们的眼睛不能只看到重庆，不要因为重庆雾多就看不出去。要站得高一点，看到西南，看到全国。”［3］所以，“重庆是奉中央之命，充当全国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尖刀连’、‘突击队’，这个任务是非常重大的”。［4］

　　经济关系比较复杂、有代表性的大城市，除北京、天津、上海外，还有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西安等七八个。中央之所以选择重庆市进行试点，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重庆市本身具有很多有利的条件。重庆市在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和货物集散地，与西南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重庆市在资源条件上有很大的优势，煤、天然气和水的资源比较丰富。农业基础比较好，工业门类比较齐全，1981年工业按行业系统划分，重庆市拥有全部14个大部门、全部43个小部门以及166个行业中的144个。但与全国15个重要城市比，重庆市固定资产居第5位，工业总产值和职工人数居第7位，工业净产值居第9位，固定资产产值率居第14位，产值利润率居第11位，流动资金占用率居第12位，劳动生产率居第15位，职工人均创造利润居第14位。［5］

　　其次，四川省及重庆市抓改革比较早，干部和群众对改革有思想准备，迫切要求进一步改革。农业改革，四川省走在全国前列。工业、商业等改革，四川省及重庆市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建立经济责任制方面也进行了很多试验。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对重庆市搞综合改革试点也非常热心。重庆市的领导和群众，对改革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积极性比较高。另外，重庆市与四川省省会不是同一个城市，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再次，重庆市搞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还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四川省委的重视和关心。1978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到四川视察，针对重庆市恢复计划单列一事指出：“重庆的计划可以单列。”［6］原省委领导人明确提出：“省里有什么权，重庆基本都应该有。”［7］1981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准备将重庆市计划单列，曾致函四川省、重庆市征求意见。1982年6月，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来重庆市视察时指出：“在解放初期，重庆是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大城市，这些年落后了，要解放思想搞改革”。［6］(p194)

　　与此同时，当时国内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纷纷把改革的目光投向了重庆市，其中代表人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凌。1982年4月，他们向国务院建议在重庆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1982年11月，他们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试点的几点建议》，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遵照这个批示，国家体改委以及四川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于1982年12月下旬到重庆市调研，重庆市委、市政府将讨论的情况整理、归纳为《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1983年1月6日，四川省委组织新老常委、省政府新老正副省长和有关部、委、厅、局的领导共同讨论该意见，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1983年1月10日，重庆市委、市政府正式将修改后的《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报送四川省委、省政府并请转报中共中央、国务院。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央明确指出：“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决策。认真搞好这个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都具有重要意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