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地方志应该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逐步地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平，要求科学化。……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政治化’倾向。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的色彩，这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一种宣传的色彩。……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一定要在自己所编辑的地方志中，杜绝任何空话，摆脱任何宣传色彩。使我们编出来的书应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尽管它不是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但它究竟还是一部科学文献。”

胡乔木的这段话是针对当时一些志书不顾志书的科学性、客观性，将志书写成宣传册的情况而讲的。他的讲话涉及方志的三个基本问题：1．新方志的基本追求是什么?2．方志是什么性质的书?它应该是一种什么体裁?3．方志的性质、体裁与方志的基本追求之间存在一种什么关系，方志性质、体裁的定位会对方志的追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第一个问题，胡乔木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在倡导编修新方志初期，胡乔木就指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体例，继续编写好地方志。”“新的地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对于这一点，恐怕没有异议。但对于后面两个问题，却存在不同认识，因为在新方志编修初期，方志是著作还是资料汇编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强调志书是著作，强调其“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另一方面又提出志书是“资料汇集”。然而，经过批评“政治化”倾向后，修志以宣传地方为目的的主观随意性得到了有效遏制，志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一些人错误理解胡乔木关于方志的资料性问题的讲话，并以此确定方志的体裁就是资料汇编，结果又导致另一倾向的出现，使志书编修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1．罗列资料，或照原文叙述，虽未出现纂辑法修志那种原样抄书的情况，但堆砌资料、照文叙事、因果不明的情况不少。2．因强调资料性而按时间排列事实，或分块堆积，内容分散，只反映个别事件和局部情况，综合内容薄弱，不能呈现大局和总体联系，看不到地方整体面貌。3．追求所谓纯客观，反对体现作者观点，反对对地情的分析与研究，无法体现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对地方情况的新认识，不能体现优劣得失和是非善恶。缺乏高度，缺乏理性，不是从历史的深度和高度去探寻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也看不到隐藏在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及规律，降低了志书的科学价值。4．平列事实，平面化、公式化记述，习惯于拉账单，照单填注，概而言之，使志书内容过于平淡，信息含量少，无法看到事物发展的曲折复杂的矛盾过程，看不到异彩纷呈的社会景象，看不到地方特点、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造成志书缺乏应有的系统性和著作的严谨性，学术性低，少了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少了思想和内涵。因此，正确理解胡乔木的讲话，科学认识志书的性质，正确处理志书体裁与科学性追求的关系，至今仍是关乎方志学理论发展和修志实践的重要问题。

一、科学性与资料性问题

关于方志的体裁号性质，胡乔木在讲话中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因为他在说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汇集”的同时，也用了“著作”、“科学文献”等概念，他强调的是方志应提供系统、科学的资料。令人意外的是，胡乔木讲话的主旨没有被认识，“资料汇编”的说法却因此成为关于方志性质的主流概念。目前，对志书资料性的几种理解分别是：1．认为志书是资料编排；2．认为志书是资料，不是著述，只能为著述和研究提供条件；3．认为志书是资料性著述。其中第一种观点是与传统修志方法相联系的，而第二种观点的形成则是以第一种观点为支撑的。因为持此种观点者认为志书只是编排资料，所以否定志书是著述，认为志书只能为著述和研究提供资料。第三种观点虽以折衷、调和“志书是资料还是著述”两种对立观点为目标，但这种观点如同说某种物品是“原料性产品”一样，因违背逻辑而无法成立。而这种观点的产生，恰是因为无法否定方志是资料才得出的结论。上述观点虽然表述不同，但都肯定方志的资料性。

方志“资料说”虽是现代学术背景下对方志性质的一种概括，但其依据的范式却是历史上的纂辑体志书。历史上不少修志者主张以“存故实”、“征文献”为修志目的，而以抄撮文献为方法。如朱彝尊《日下旧闻考》“皆引据旧文”；李文藻修《历城县志》，提出“宜纂旧文，不著一字，以示征信”；尹秉绶修《扬州府志》，主张“仅用纂录，不易一字”。许多旧志都以抄录文献的方法辑成。所以，在许多近现代学者看来，方志就是地方文献的汇编，是资料的集成，其中并无作者的思想和观点，充其量只能起资料库的作用，只能用于研究和著述的参考。如刘光禄、胡慧秋认为：“方志是以地区(或叫行政单位)为中心的资料性史书。”“志为史之积，史为志之成。”这是在对旧志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结论，也是在史志关系尚不明确的情况下的理解，其内涵是认为志书是史书的初始形态和资料积累。时至今日，人们不再认为志书只是史书的资料，但志书是资料汇编的提法却在方志学界占r强势地位。有的更是走向了极端，如胡巧利倡言“有许多学术著作是以著录资料的形式写成的”，方志的科学性“主要体现于对资料的取舍、考证、编排、分析归纳与提炼”。而新方志编写实践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又使我们不得不问：1．资料性是否是志书的本质特征，修志是否就是抄辑资料?2．新方志的最终追求是资料性还是著述性?3．新志书应如何处理资料性与著述性的关系?

资料是了解、研究客观事物的基础和前提。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需要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的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法国史学家勒费佛尔在谈到历史研究和著述时说：“无博学，决无历史，为了支配事件，首先应尽可能详尽地了解事件。”对于志书来讲，资料更为重要，正如梁启超所言：“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瞑目骋其理志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志书编写，必须建立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无资料，志书的编写只能是空谈；资料不足，志书的叙事便无充分的依据，志书的科学性必然下降。但是，如果以此为据，确定志书的性质就是资料性，恐怕难以令人信服。资料是著述的条件和依据，但不能说依据资料而形成的著述还是资料，更不能断定“学术著作是以著录资料的形式写成的”。马克思的著作依靠“大量的、批判的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难道说马克思的著作是资料?对于许多著述来讲，资料只是它的出发点。历史学家何炳松在谈到史学研究过程时讲：“言其步骤，则先以史料之搜集及考证，次以事实之断定及编排，终之以专门之著作，历史家之能事乃毕。”方志编写的过程也大体如此。充分掌握认识地情资料，为第一层次；在掌握资料前提下全面叙述地情，为第二层次；在叙述事实的同时，科学阐释地情、事情、社情、人情，将地情认识上升到理论层面，亦即方志界所说的体现规律，是为最高层次。由此可见，掌握资料只是修志过程的一个环节，资料只是志书形成的前提条件，对资料的取舍、考证、编排及分析归纳、提炼等也只是修志工作的一部分。资料处理并非修志工作的全部，资料并不等于就是志书，将志书科学性归结为资料处理、将志书的性质和学术性归结为资料性不仅是一种简单和幼稚，也是对志书科学性追求的误读和误释。不能以选编资料作为志书的最终学术追求，因为志书的最终学术追求是科学性而不是资料性。资料只是志书追求其科学性的基础和依据，胡巧利称方志的“资料性是显性、学术性是隐性”是本末倒置的说法。对于只顾辑录资料，不讲志书著述性的做法，早在民国时期许多学者已提出明确批评。他们认为，稗贩资料、杂录成书，正是志书失去价值的根源。如著名方志学家贾恩绂指出：“博收杂陈，取悦流俗，全乖著述之体……以故历代方志可传者稀如星凤。”贾氏因此推崇清人鲁九皋“篇篇成文”的修志主张，在《南宫县志叙例》中说：“近世方志，非直录档案，即贻讥市簿，篇篇成文者殊不易得，此编力求成体，庶不为通人所哂。”当时许多学者都将著述性作为志书的重要追求，以求通过这种追求体现新的思想和观点，反映地方社会发展的规律与得失。如冯舜生认为县志应“统一县之事物，计其得失荣衰之迹及经营缔造之人，于事观其消长之因，于人察其成败之数……倘何以泥旧日体例，填砌以成篇章者也”。在现代学术背景下，学术界已意识到不能再用纂录资料的方式修志，因为仅靠“填砌”资料不能实现科学的追求，也不能体现新学术的思想要求，因而积极寻求修志的新方法、新体例。民国时期方志学的发展正是这种追求的体现。这一时期关于方志性质的探讨是丰富的，但无论有多少种观点，却从未有关方志是资料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