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代的历史研究者和地方志编纂者都十分重视资料

　　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编纂地方志，“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掌握史料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研究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为的是了解前人怎样生活，怎样进行生产和阶级斗争，历史怎样发展，得出什么规律。如何了解这些事情，唯一根据是历史事实。没有历史事实的记录，就没有历史研究科研。”柴德赓：《史籍举要》，前言第2页。故历代史家均重视史料工作，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所用史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史书在宋代还存在的，都搜集参考。……《四库提要》据宋人高似孙所撰《纬略》的记载，说《通鉴》引书有三百二十二种。”同上书，第231~232页。地方志同样要求重视史料，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就是说，修志要依靠档案，将有关档案文献编纂成某一专题汇编的“比次之书”，修志是离不开的。他还认为“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章学诚：《文史通义·州县请立志科议》。“是则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史料从利用角度往往比付梓、出版的史志之书更重要，因为书经过作者对资料的辨别、取舍、抄录，难免有偏颇、差误，特别是史志资料收集量要比出版的书资料量大得多，故孟子从这一角度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所以，史料工作是史志编研的基础与根本。

　　历史上，史料收集和整理主要是手工，而在资料工作中，资料长编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编年体史书和顺时记事的志书。《资治通鉴》是先做资料长编，然后就长编删定成书。长编要求资料广泛，年月清楚，重要的历史事实按照年月日编排起来。相传当时收集的唐朝一代就有600多卷，但经过司马光删定的只有100多卷。司马光卒后，洛阳有两间屋子的残稿，多半应该是长编底本。柴德赓：《史籍举要》，第235~236页。明末清初顾炎武写下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经世致用的巨著，重要的治学方法就是重视资料的收集和考订：“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

　　资料长编这一中国史志编撰（纂）的好方法，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首轮大规模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中，虽然方志界提倡和要求编纂志书前要先编资料长编，但在实践中没有能真正推广，比如上海首轮115种上海市专志，只有粮食志、救捞志、财税志三部有资料长编，《安徽省志》69卷未见编纂资料长编。史学界近年也出现史学编研从网络上拉资料的情况。二轮修志以来，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方志界开始对资料工作、长编工作和资料数据库工作加以重视，2006年颁布的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可以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上述资料库、网站查阅、摘抄地方志。”各地地方志办公室开始积极建立地情资料数据库。2008年11月6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今后五年地方志工作的方针和主要任务》中，要求“加强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努力实现地方志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在信息化技术普及的情况下，把地方志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建成大大小小、多种多样的地情数据库和网站，是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也于2009年9月印发《关于编辑〈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资料长编的若干要求的通知》，还明确了资料长编的使用类型、卡片要项、资料来源著录形式、格式要求等。也就是说，资料长编是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质量要求之一，地情资料数据库是二轮修志的创新和拓展。这些规定和工作要求从根本上明确了地方志工作、地方志事业长远发展的主要方面，即地情数据库是未来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基本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