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胡乔木1980年倡议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到现在，已经30年了。经过全国广大方志工作者的勤奋努力，首轮修志已基本结束，二轮修志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据2008年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统计，全国出版首轮省市县三级志书5800余部，二轮三级志书370余部，编纂部门志、专业志、行业志、山水名胜古迹志16000余部，乡镇村志2000余部，地情书6000余部，编辑年鉴2000余种，整理历代方志2000余部。随着大规模地方志工作的开展和新志编纂实践经验的大量积累，新方志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硕果累累。
从论著的数量看，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刘永强统计，截至2007年，已出版通论类著作84部、编纂类著作80部、个人论文类著作189部、群体论文类著作271部、志书评论类著作71部，还有一批目录类、人物类、辑佚类、辞书类、资料汇编类、指南手册等其他著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方志论文则有57000余篇。仅从这些数字上看，我们的感觉可能一般，但和旧方志理论相比，就会感到新方志理论研究成就非同一般。从魏晋以来直到清代前期，方志理论一直处于零散状态，没有一篇方志专论文章，一些主要是探讨方志性质、考证方志源流、阐述志书功能、指陈修志得失的论述、思想观点，散见零出于旧志的序跋、凡例之中。到清中叶章学诚集旧方志理论之大成，创立了方志学，也仅有《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方志辨体》、《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修志十议》等十几篇文章和一些书信、志书序例等。民国时期是旧方志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构筑了由旧方志理论跨向新方志理论的桥梁，也仅有李泰棻《方志学》、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黎锦熙《方志今议》、瞿宣颖《志例丛话》、王褒心《方志学发微》、寿鹏飞《方志通义》、甘鹏云《方志商》等有限的几本著作，以及百余篇论文。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新方志理论建设的空前发展与繁荣，是历代方志理论远远不及的。
新方志理论研究，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当代修志与地方志工作丰富实践经验和吸取历代方志思想理论精华基础上形成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就广度而言，研究的论题十分广泛，如方志学研究对象、范畴，方志学学科体系，方志的性质、属性、特性、本质、功能、分类，史志关系、志鉴关系、方志学与志学关系、方志学与其他学科关系，方志编纂的宗旨、指导思想、原则、主题、体例、体裁、结构、体式、写法、文体、文风、语言，各类志书的编纂，各个部分的编写，方志工作、方志事业及管理，旧志研究，新志评论等等，涉及基础理论、编纂理论、应用理论、管理理论、方志史、方志学史等领域，数百论题中，几乎每个论题都有数十乃至数百篇文章。如人物志研究，仅据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印的《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1981～1995）》统计，就有500余篇文章。研究方志体例、篇目的文章则超千。已极少未被涉足的研究领域和方面。
就深度而言，研究站在时代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地方志工作实际的密切结合，反映了地方志与地情的本质联系，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和较为系统的见解，取得了相当多的富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如基本理清了方志发展史和方志学史的脉络；对方志性质、功能、特征、本质等方志学基础理论取得了不少共识；对其核心理论即方志性质，在批判继承“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料性著述”说，为新方志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石，之后随着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又形成了“资料性文献”说，为地方志工作领域的扩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方志编纂研究，对指导编纂合格乃至创新型志书做出巨大的贡献；方志工作和事业研究，则为地方志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指引了方向，新方志不少新观点、新见解成为方志编纂创新与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理论先导，有的理论观点已经被吸收到地方志工作重要文件和法规之中。
新方志理论研究取得的成就，与中国地方志及其办公室和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的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第四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都提出要搞好地方志理论研究，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明确，进一步搞好方志理论研究，建立和完善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是推动方志编纂实践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陈奎元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方志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两者同等重要。他说：“为方志编纂提供理论指导，是方志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也是衡量方志理论研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方志理论研究首先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要学习借鉴传统的方志理论，同时要与方志编纂紧密结合，从实践中创新理论，在应用中建立和完善方志学学科体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在中国地方志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也提出方志学科建设问题，他指出，作为方志界的学术团体，最重要也最适宜开展的活动之一，应当是推动方志学的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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