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起点不同，不同国家军队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呈现出多样性。国外某学者曾断言：“一支军队什么方面落后、落后多少完全规定了历史的变化模式。”如果把世界军事强国的变革之路视为唯一模式，不假思索地加以套用，那么，必然导致起点、途径与目标的严重错位。
我军目前尚处在机械化进程中，机械化的局限性正在快速显现但尚未完全暴露，而我军在信息技术某些领域已逐渐涉足新军事革命，甚至在某些局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许多西方国家军队落后。这表明了一个事实，机械化与信息化并不完全是直线相接的，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新战争形态的间断性、转折性往往会给原本并不先进的军队提供一个后来居上的历史机遇。信息革命为我军在不拥有充分发展的机械化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
用信息化牵引机械化装备更新。武器装备的“断代性”发展，既是新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始因。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正在研制或引进的武器系统为哪一代战争做准备？如果用昨天的装备去迎接明天的战争，难免碰壁。试举一例。现在正在服役的绝大多数预警机，采用的雷达系统是主动式辐射雷达，这在下一代战争中将基本没有生存能力，如果盲目引进此类预警机，是不是一种战略失算？显然，超前意识对装备发展来说尤其重要。所谓超前意识，对现阶段的我军来说，就是确立“用信息化牵引机械化”的发展观。信息革命为我军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机械化阶段不可能完全跨越，我军武器装备的机械化水准还不高，有些甚至仅仅是半机械化。用信息化牵引机械化，就是适度发展机械化，但不追求最发达的机械化，不影响信息化改造的资金投入，不过度完善机械化指挥体系和机制，在维持机械化作战方式的同时，保证信息化改造顺利进行。把适度发展机械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在维持前者的同时，重心向后者倾斜。
在继承中优化编制体制结构。胡锦涛主席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重点围绕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联合训练体制、联合保障体制，进一步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任何军队都在沿袭着经过实践检验、体现自身特色的编制传统，如瑞典几百年来一直采取寓兵于民的组织体制，印度陆军的编制体制仍然保留着英印时期的“联队制”传统……但是，军事变革的冲击点往往首先瞄准编制体制。编制体制所处的“枢纽”地位，使它成为任何一支有所作为的军队所关注的焦点。随着军事革命向纵深发展，武器装备、人员素质和作战理论的一系列革新成果，最终都需要物化于一种顺畅的体制内，用科学的机制去表现它、反映它，使其最迅速、最有效地释放能量。我军的编制体制调整应当冲破积弊，超越传统，创造足够的空间促进机构改革，在顶层设计的焦点、难点上大胆改革，而不为眼前的细节所累，坚定不移地朝着“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指挥灵便”的方向努力。
适应战斗力生成新模式创新作战理论。胡锦涛主席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军队要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进一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信息能力日趋突现，不仅跃升为战斗力的要素，并对火力、机动、防护、指挥和保障等传统要素起“倍增器”作用。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重要的一点就是极大地重视和促进信息能力的生成。作战理论的创新要与之相适应，关键是要确立信息主导思想，把信息资源作为支撑作战的基础资源，作战中注重利用高效率的信息技术手段，全面精确获取、分析和判断各种信息，力争实现战场信息共享，依托网络化信息系统，实时调控战斗行动，快速高效地达成预定作战目的。
以信息技术推动教育训练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的迅猛发展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引起教育训练内容、体制和方式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一方面，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加速发展趋向，使得教育训练内容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发展之中，而且变化周期不断缩短。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使得军队专业技术院校也呈现出分化与综合的趋向，引起院校教育体制的变革。再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为教育训练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训练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教育训练的效益，使教育训练更富成效，更贴实战。在新军事变革的过程中，我军要以科学精神、创新意识与时俱进，走以信息技术为推动力的新的教育训练发展道路。在教育训练目标上，要面向信息化战争需要，培养各类高素质的信息化军事人才；在教育训练内容上，要不断融入信息知识和技术，增加与信息战相关的内容，提高官兵驾驭信息化战争的能力；在教育训练方式上，要广泛应用计算机网络、模拟仿真、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手段，推动教育训练向更高层次发展。（作者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少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