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形成了苏攻美守的局面。由于陷入越南战争等因素，美国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进而对中国的实际威胁也有所减弱。而苏联乘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之机，大力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向外扩张，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也在增大。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中国在外交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形成了总体上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重点反苏的同时调整并缓和与美日关系的外交特点。在当前中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格局下，中国与美日等国关系再次面临深层次调整。因此，回顾、反思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历程与经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抵制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和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
（一）抵制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在外交工作方面，中国领导人觉察到极“左”思潮带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使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更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逐步走上正轨。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谈到对外关系时指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1］5月1日，毛泽东同外国驻华使节谈话时说：“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1］（p.249）此后，中国陆续派出一批使节，使驻外使馆的工作得到恢复。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驻外机构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对外宣传工作中采取了一些强加于人的做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要慎之又慎”。［2］自1970年起，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中国同缅甸、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或恢复（发展）了外交关系，或进行了重要访问，或积极开展贸易、事务往来，或致电表达相互合作与谅解的愿望。
（二）提出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
在对国内外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借用国外已有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政治术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做出重大调整。这一战略思想是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时明确、完整地提出来的。［3］ 此前，1970年6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索马里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他们去搞他们的大三角、大四角、大两角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做亚、非、拉。”［1］（p.303）此外，毛泽东在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还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1］（pp.469，518），即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是对“一条线”、“一大片”思想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了中国自身的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4］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使中国摆脱了一度比较孤立的处境，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作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邓小平在阐述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时曾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5］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开创外交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美关系的突破性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总体来看，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在中苏关系交恶的情况下所做的战略平衡，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珍宝岛事件凸显中苏关系交恶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中方在国内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中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考量这次边界冲突。3月15日，毛泽东和陈毅等人开会，在讨论国内外形势时指出：“总感到要打仗，美国和苏联的国防预算，都是历年来他们国家最高的。我们国家这么大，苏联、美国一口吃不下， 让它进来，进来就好打了。”［1］（p.234）8月13日，苏联军队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同时，“苏联还通过美国新闻媒介，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战争气氛更加紧张。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中央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部署修建防空洞的工作。［6］毛泽东就当时形势指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7］根据这一指示，中央负责人及一批老同志陆续离开北京。中央军委办事组撤至北京西郊，总参谋部组成战时指挥班子，进入战备工事。20世纪60年代末，中共中央还批准组建了黑龙江、广东、内蒙古等生产建设兵团，分别隶属有关军区领导。［6］（pp.178~179）此后，中苏双方举行了边界谈判，谈判持续9年但未达成协议。
（二）中美关系从解冻走向建交
美苏力量对比出现变化为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与发展创造了前提。中美两国领导人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突破阻挠，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的突破性发展不仅为双方发展经贸关系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1967年10月，尼克松发表了《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8］ 1969年8月，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是更富有侵略性的一方。”［9］对于美国发出的种种缓和关系的信号，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指示有关部门研究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双方接触的可能性。1970年1月8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中国同意于1月20日举行中美华沙会谈。同日，美国国务院在宣布该消息时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9］（p.365）1月20日和2月20日，雷阳与斯托塞尔先后进行了两次会谈。10月25日、26日，尼克松利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访美之机，建立了“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10］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谈到尼克松来华问题时指出：“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3］（pp.164~165）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表示，“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10］（pp.656~657）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经巴基斯坦秘密访华。基辛格抵京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先后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谈了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时间等事宜。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1972年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领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具体准备。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是日，中美举行首次大范围会谈，商讨并宣布了会谈办法和公报的形式与内容等。22~25日，周恩来同尼克松举行四次限制性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11］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重申了1971年7月基辛格代表美国所做的承诺：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也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美国将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并将支持任何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12］ 之后，周恩来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因为这是我们同蒋介石两方面的事。”会谈中，双方还就朝鲜、印度和裁军等问题相互阐述了观点。［11］在周恩来与尼克松进行会谈时，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举行了五次会谈，探讨了发展中美经济贸易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27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双方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联合公报》的内容。28日，周恩来同尼克松举行第五次限制性会谈。随后，尼克松结束访华回国。［11］（p.514）同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美经济交往迅速扩大。1972年，中美贸易关系开始恢复时，双边贸易额只有1288万美元。其中中国进口331万美元，出口957万美元。到1978年，中美贸易额增长到9.9亿美元，相当于1972年的76.7倍，其中中国进口7.2亿美元，出口2.7亿美元。［13］在中美经济联系增强的同时，两国国内政治也朝着有利于建交的方向发展。1977年1月，卡特入主白宫，放弃“大国均势战略”，试图通过发展美国同欧洲与日本的“三边联合”，然后再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南北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美苏关系，进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其对华政策仍以中美《联合公报》为主。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重新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14］邓小平数次接见美国来访客人并利用各种渠道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多次表达了从政治高度解决中美建交问题以及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武力的立场。1978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一行时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归根到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来解决。”［15］1978年春，中美关系酝酿着突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经常会见，他向韩叙阐明了卡特政府的战略思考。中美双方恢复了基辛格时期的经常性的对话协商。［16］
对于中国来说，中美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1978年12月4日，美国驻中国联络代表团团长伍德科克告诉黄华，美国将在发表建交公报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12月上旬的一次谈判中，中方提出了公报稿，将1979年1月1日定为中美建交的日期。［16］（p.55）12月13~15日，邓小平同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13日，邓小平在会谈中强调指出：“对台出售武器会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14日，邓小平在听取伍德科克关于提前宣布两国建交时间的说明后表示同意。15日，邓小平听取伍德科克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地区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的说明，之后明确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15］（pp.452~453）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7］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访美，掀开了发展中美关系的新篇章。中美建交不仅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不正常的状态，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有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日关系的突破性进展及重视发展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美日安保体制的存在使美日两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互相影响的特点，伴随着中美关系从解冻到建交的过程，中日关系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与美日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此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基本格局。同时，中国也非常重视发展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一）从邦交正常化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以及中国的邻国，是亚洲唯一属于第二世界的国家。日本既是美国亚太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又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国之一。在美国亚洲遏制战略体系中，美日关系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将于1972年访问北京。随后，尼克松又进一步宣布新的经济政策，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使日本蒙受巨大经济损失。［18］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对日经济上的打击，令佐藤政府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1972年7月，以田中角荣为首相的新内阁成立。同月，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会见中方代表孙平化等人时表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19］
1972年8月12日，中方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11］（p.544）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开展恢复日中邦交谈判。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在周恩来表示有可能在第二天发表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后，毛泽东指出：“你们速度很快啊。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而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对我讲的。”［1］（p.449）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中日联合声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立法程序上讲，还需要双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然而，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提出“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20］，直到1978年中日才在东京实现换约，历时六年。
1978年7月21日，中日开始就缔结和约进行事务级谈判，然而事务级谈判并不顺利。从7月21日到8月11日，共举行了16次会谈，前14次都是围绕反对霸权主义条款进行争论，结果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直到8月8日，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访华，谈判才出现转机，最终以政治解决的方式达成协议。8月9日，中日两国外长进行了两次会谈。8月10日，邓小平与园田会谈。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是钓鱼岛问题。由于日本外务省和一些政治家不断对园田施压，有人甚至说，不弄清该岛的归属就不缔约。园田清楚若要与中国谈该岛的归属，中国绝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那样和约就可能签不成，但因为国内有指示，园田又不能不提。于是，园田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上一次的钓鱼岛事件（指1978年钓鱼岛事件，具体内容参见孙翠萍：《1978年钓鱼岛事件的来龙去脉》，《党史文汇》2009年第10期。）以后不再发生。［19］（pp.90,127）邓小平指出：“中日两国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两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建交是稍微晚了一点，但建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不算慢。两国人民希望早日缔约，希望有一个政治文件，把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确立下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步伐本来可以快一些，但是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需要把时间赶回来。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中国现在没有资格称霸，但起码东南亚有些人担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是否会称霸。我们再三说，中国永远不称霸，如果称霸，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变了质。条约里写上反霸条款，体现了中国长久的国家政策。对日本也是一个约束。这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我们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15］（p.355）8月1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草案在北京举行的事务级谈判起草委员会议上最后拟定。当天下午，首相福田赳夫就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同大平正芳等自民党五位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一致同意签署条约。12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园田发出缔约的训令。至此，悬置六年之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签订，日方决定邀请邓小平访问日本，互换批准书使条约早日生效。［19］（p.128）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应邀访日。23日，邓小平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25日，邓小平出席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钓鱼岛问题时指出：“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15］（pp.406，411）《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此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为中日两国实现长期友好合作开辟了广阔道路。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两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往来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反对霸权主义条款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内容，两国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是因为两国都受到了霸权主义的威胁。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推动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实现。
（二）重视发展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欧洲各国属于第二世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致力于发展与欧洲各国的关系并强调推动欧洲各国之间的团结。早在1964年中法两国就已建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会见法国政要时强调发展中法关系、维护欧洲团结。1972年7月10日，毛泽东与法国外交部部长莫里斯·舒曼会谈时提出：“我们不希望你们欧洲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21］ 1978年9月21日，邓小平会见法国巴黎市市长雅克·希拉克时提出：“归根到底，我们要很好地合作，当然不光是同法国，但我们在欧洲优先考虑同法国合作。”［15］（p.389）与此同时，中国还十分重视同欧洲各国开展经贸交流和科技合作。1971年7月，周恩来宣布中国对法贸易方针为“同等优先”，即同等条件的货物优先从法国进口。中法贸易额1969年为1.29亿美元，1979年增至6.40亿美元。联邦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主要贸易国之一，1972年10月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后，双方贸易额年增30%，1972年为2.74亿美元，1979年增为21.98亿美元。［22］ 中国同欧洲各国在上述领域的合作为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这既为双方经贸交流和科技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又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外交环境。
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思考
外交既是内政的延伸，又从不同方面维护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政策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尽管外交工作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但依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改革开放时期开启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简而言之，70年代毛泽东等领导人推动中国外交战略实现转移，提出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一方面与苏联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实现了与美日两国关系的突破性发展，形成以反对霸权主义为鲜明特点的中美、中日双边关系。回顾这段历史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有益于当前的外交工作。
（一）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为实现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创造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理应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及相应的合法权利。但在美国的干涉下，直至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0年11月20日，在第25届联合国大会第1913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上，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获得多数国家的赞同。这是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转折点，自此美国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行动陷入孤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23］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对于推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以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协助解决地区矛盾和冲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改善了外部环境
在发展与欧洲各国关系的基础上，中国还向非洲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也在国际社会上给予中国大力支持。因此，当毛泽东得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曾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1］（p.412）由此可见，对外援助不仅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而且服务于主权国家在其他领域里的利益。
在此时期，中国还加强了对非洲部分国家的援助。在对非洲国家援助的项目中，坦赞铁路的建设成为中非友谊的象征。1970年7月11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在谈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指出：“英国、美国过去不肯修这条铁路，现在又很想要修。那些人讲话，早晚市价不同。中国的确是被帝国主义等一些大国看不起的，技术落后，穷得很，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些穷朋友，互相帮助嘛。其实建这条铁路统共才用一亿多英镑。这条铁路如果修起来了，会带动你们国家许多工业，一定要修起来。”［1］（pp.307~308） 坦赞铁路由中国提供贷款并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施工修建。中国总共为该项目提供了9.88亿元人民币贷款，发运各种设备近100万吨，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5万人次。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与坦赞筑路工人一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修筑了这条铁路，不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在谈到这条铁路时说：“这条铁路是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中国之间伟大友谊的象征。”［22］（pp.192~193）1976年7月，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正式移交给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对外援助工作薪火相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总结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6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24］这些工作为维护国家利益、改善中国外部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中国与美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中美之间虽有斗争但主要是联合。中日关系也获得了突破性发展，双方把反对霸权主义的精神写入奠定中日关系的基础性文件之中。中苏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接近，但两国关系还是陷入恶化，其中缘由，邓小平曾有过精辟概括：“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25］总体来看，中国在发展与美日两国关系的过程中，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方在事关台湾问题、反对霸权主义等核心问题上坚持原则。关于台湾问题，在中美《联合公报》中，重申自己的原则立场，如“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等，将反对霸权主义具体表述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26］中日两国关于台湾问题最终达成的表述为：“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关于反对霸权主义条款，《中日联合声明》中也有所体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20］由此可见，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关键性问题上，中方坚持原则，毫不动摇，并且一以贯之。另一方面，对一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矛盾不突出的问题，中方采取了适当的灵活性。比如在钓鱼岛问题的处理上，在70年代，基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对海洋权益的认识还处于发展之中，新中国领导人虽然对此时期的海外保钓运动给予了支持和关心，但在中日建交谈判过程中，实际上采取了“搁置”的处理措施。另外，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1978年12月15日，邓小平在听取了伍德科克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地区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的说明后，虽然表述了“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15］（pp.452~453）但同意中美建交。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才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27］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中、美、俄关系的调整以及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作用的增强，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推进中日睦邻友好合作方面面临新的局面。2015年9月，习近平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重要建议，强调要推动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28］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在中国与美日双边关系深度调整的历史条件下，回顾与总结20世纪 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经验不无裨益。
［ 参 引 文 献 ］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周恩来传》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7~2038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82页。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1~201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Richard M. Nixon，“Asia after Viet Nam”，Foreign Affairs，Vol.46，Oct.，1967.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362页。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55~656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1969~1976，Volume XVII，China 1969~1972，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2006，p.697.
《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92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7年7月23日。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8页。
徐之先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1972~2002）》，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72年9月30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97页。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A/RES/2758（XXVI），联合国网，http://daccess-dds-ny.un.org/doc/RESOLUTION/GEN/NR0/326/20/IMG/NR032620.pdf?OpenElement， 2015年8月20日。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纽约）》，《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 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 美国承诺售台武器首先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逐步减少，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人民日报》1982年8月18日。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5年9月26日。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简介］孙翠萍，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