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于战备需要而对全国工业布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在大后方建设和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工厂企业、职工、干部等从东部一线地区迁到内地，中央财政资金大量投向三线地区。三线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1965～1980年，国家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投资的39.01%，而在三线建设高峰的“三五”计划期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49.43%。不论是从战略格局还是投资规模上看，三线建设都主导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建设，并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刻改变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格局。然而，由于三线建设的主要战略目标在于国防安全，因此，三线建设虽然促使内地工业迅速崛起，但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并未带来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的城市化总体呈现停滞状态。 

　　目前三线建设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问题，对档案资料的深入挖掘使得研究逐渐走向细化，研究主题也日趋多元，从三线建设的起因、三线建设的得失、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等逐渐拓展到日常生活、婚姻问题、人口迁移、文化传播、土客关系等诸多方面，使三线研究趋于立体化。然而在当前研究中关注三线建设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的成果仍较少。周明长的文章探讨了三线建设对内地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核心的三线建设使内地城市被纳入城市现代化的主流进程而获得大规模发展，［1］而作为三线建设核心省份的四川也借此发展成为中国内地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先导，其在全国工业化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张凤琦对重庆城市发展的研究认为，三线建设为重庆周边地区沿江、沿公路和铁路线的小城镇带来了发展契机，促进了重庆现代工业体系和现代卫星城镇体系的形成，同时也指出存在诸如资本排斥劳力、市政建设滞后等一系列问题。［3］王小蓉则在区县层面探讨了三线建设对四川广安的影响，认为三线建设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而且直接催生了华蓥市的成立。［4］上述研究主要是针对内地城市展开的，尚未涉及东中部以及全国范围城市化进程的问题。此外，以备战为导向的三线建设，其工业企业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加之在工业布局上强调“靠山、分散、隐蔽”，有意避开城市，使得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变为城市化的动力还需要审慎的考察。本文着重于从三线建设对东西部工业化的不同作用机制着手，探讨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影响。 

　　一、日渐脱钩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三线建设倾全国之力建设内地后方工业基地，大量的投资和工厂企业的迁入带来了内地工业的迅速崛起。三线建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二是迁。一方面将国家投资大量投入三线地区，在内地建设大型的钢铁、煤炭、水电、机械等工业基地，并修筑成昆、川黔等重要交通干线，同时大幅度压缩和削减东部地区的新项目，以保证有限的资金集中于西部；另一方面则是将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科研单位等以“一分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迁入内地，或并入内地既有企业，或另建新厂。当时的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东部一线地区将最好的设备、技术、人员支援内地，“三老带三新”（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工厂带新工厂、老工人带新工人），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建成一个完善的后方工业基地。从1964年开始，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工人、干部、资金、设备等涌向了中西部地区，并形成了1965年前后三线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以甘肃省为例，1965年，陆续从上海、沈阳、吉林、哈尔滨、天津、大连、北京等省市搬迁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学研究单位11个，分别迁入兰州、天水、山丹、酒泉、永昌、民勤、白银等地，共计投资5000多万元，迁入职工、教师1万多人，设备约9000台。［5］据不完全统计，仅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便在西南、西北部署了新建、扩建和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从一线搬迁到三线的工厂约400个。［6］西南的四川省、贵州省是三线重点建设的地区，尤其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以及作为交通大动脉的成昆铁路、云贵线、贵昆线的建设，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物资、设备等。中央财政也重点投向内地，仅1965～1967年，国家对四川省的投资就占到全国的14.5%。［7］ 

　　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国基本建设的规模迅速扩大，三线建设在1969～1971年掀起了第二次建设高潮。1969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骤增至200.83亿元，较上年增长了77.6%，1970年进一步增长到312.55亿元，在1969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55.6%，1971年达到340.84亿元。［8］四川省196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较上年增长169%，贵州省197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较上年增长104%。如表1所示，三线建设主要省份分别在1965～1966年和1969～1971年三线建设的两个高潮期出现了基础建设投资的爆炸式增长，而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一线省市在同一时期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缓慢，与三线建设主要省份形成明显的反差。 

　　整个三线建设期间，累计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多达2000亿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约1400亿元，占全国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9］经过1965～1966年、1969～1971年的两次建设高潮，内地逐步建设成以国防工业建设为重点，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学工业相配套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了一批新工业基地，包括以攀枝花钢铁为中心的攀西工业区，以输变电设备和电工器材为主体的关中工业区，以大型水电站、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兰州工业区，以机械和天然气等为主体的成渝工业区以及川东易门铜基地、个旧锡基地、昆明开阳磷基地、六盘水煤炭生产基地等。［10］内地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出现较快增长，主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新疆）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65年的11.59%提高到1970年的12.24%和1978年的13.32%，［11］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东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差距，促进了东西部工业经济平衡。整体上，三线建设期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从1965年的52%提高到1970年的54.8%和1978年的59.4%，十余年间提高了7.4个百分点。而工业部门职工人数占整个社会劳动人数的比重也相应地从6.4%提高到8.2%和12.6%，提高了6.2个百分点，［12］内地工业化水平在这十余年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然而问题是，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城市化的同步提高，反而呈现出工业化和城市化脱钩的局面。按照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城市化的集聚效应也有助于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相伴而生、密切相关的。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增长和60年代初的剧烈波动后，进入了一个近20年的停滞期。据统计，1964～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城市人口比重维持在17%左右，非农业人口比重维持在15%上下，15年间未曾有显著的变动。城市人口规模从1964年的1.29亿增加到1978年的1.72亿，年均增长率为19.3‰，非农业人口规模则从1.23 亿增加到1.52亿，年均增长率仅有14.2‰，而同期全国人口从7.05亿增加到9.62亿，年均增长率为21.0‰，［13］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全国人口增长速度。城市化水平整体呈现停滞不前状态，但同时期中国工业化则持续推进，呈现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并逐渐与工业化脱钩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单是东部地区城市化率增长迟滞，中西部三线建设重点省市的城市化率同样止步不前。如表2所示，一线省市与三线省区之间的城市发展趋势基本一致。1965～1975年间全国城市化率基本维持在17%的水平，甚至略有下降。东部沿海地区的几个主要省份，除了山东省提高了1.25个百分点外，其他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沿海省市中的上海，城市化率的下降幅度最大，达到-6.75%，这与上海市作为全国工业基地大规模支援内地，工厂和职工不断内迁有密切关系。主要的三线建设省份除了宁夏和陕西的城市化率有所提高外，其他如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三线重点省份的城市化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东西部省市在城市化发展趋势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工业化与城市化脱钩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 

　　二、三线工业的崛起对内地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作用 

　　由于地理区位及历史原因，西部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经过三线建设大规模的投入，其工业化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有了明显的改观。大量的国家工业建设项目和投资为内地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无到有形成了诸如钢城攀枝花、煤都六盘水、汽车城十堰、镍都金昌等一批新兴的“明星”工业城市，绵阳、德阳、自贡、都匀、凯里、宝鸡、汉中、天水等从原来的普通县城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重工业城市。一批以军工、钢铁、冶金、电力、航天、机械、电子、煤炭、石油、化工等产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城市涌现出来，改变了内地乃至全国的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毫无疑问，三线建设带动了内地一批重工业城市的崛起，并形成了若干工业基地和工业集群，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工业发展的新生力量。 

　　三线建设的目的在于备战，城市的扩张是与备战目标相违背的，出于防空的需要，中央要求一些新建的工业项目应尽可能地分散而“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14］。因此，尽管通常认为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但三线建设的特殊性使得内地工业建设的巨大成就在转为城市化动力的过程中遭遇到一系列的障碍。如前文所述，三线建设主要省份的城市化率在这十余年间并没有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而有所提高，反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攀枝花等一批“明星”城市的崛起，仍不足以带动整个三线地区城市化步伐的加速前进。这种若干城市的快速工业化与整体城市化的迟滞之间的矛盾状况，与三线建设独特的工业发展方式密切相关。 

　　影响集聚效应的因素首先是因备战需要而强调工业布局的空间分散性。一般而言，工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企业、行业间的相互协作以及经济要素的集约优化配置，工业的发展吸引人口从农村或周边地区向城市集中，从而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是，三线企业出于备战的考虑，在空间布局上严格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而这当中又突出强调“分散”，分散被认为是最大的战略隐蔽，“要立足于在敌机深入轰炸的情况下，不暴露目标，或尽量减少损失”。为此，工厂车间被散布在内地茫茫群山之间，尽可能远离城市和人口集聚区，不仅刻意避免工厂之间的集聚，而且同一工厂的车间也被拆散。工厂布局过于分散，形成所谓“羊拉屎”、“瓜蔓式”，工厂进山太深，车间之间的协作配合困难，工业集聚效应难以发挥。 

　　尽管这种工业布局给后续的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在强调用“战备观点检查一切”的思想指导下，经济效益让位于战备需要。上海小三线建设指挥部在考察皖南的建厂工作后，曾严厉批评“有一些同志片面强调经济合理，强调工艺流程合理，强调管理方便”的观念，经过教育后，这些同志“摆正了六字方针同经济合理的位置，明确了经济合理必须首先服从战争的需要，一切从备战观念出发”，指挥部重申：“从选择厂址开始到总体布置、房屋设计、工艺流程、生活设施、厂内外道路等等都要从战争观点出发，千方百计达到隐蔽的要求”［15］。 

　　其次则是三线企业与地方经济之间的隔离。由中央投资和一线地区迁建的三线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于当地经济而独立运作的，三线企业以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业为核心，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选址布局到生产建设乃至生活配套等都由中央主管部门指挥，沿着“条条”运作。工厂的下游产业链被安置在东部或外地，原材料的输入和产品的输出都是通过外地计划调配。费孝通认为，三线企业自建社会、自成体系，与周围社会几乎隔绝，没有形成带动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例如，他指出包钢的“企业办社会”问题，导致包袱越背越重，自己生产的钢材全部外运，包钢所在的内蒙古所需钢材却要到外地去采购运进，形成所谓“飞地现象”。［16］1965年之后，在三线地区形成的众多军工、航空、电力、钢铁、机械、电子、化工等工业部门与西部当地经济部门之间并没有形成紧密的产业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西部地区工业产值的上升来说明三线建设对西部经济的带动作用。三线企业长期脱离地方经济，呈现“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除了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外，其他绝大多数三线企业的生产是“三个面向”——面向全国、面向战备、面向基本建设，它们的市场并不在区域内，三线企业也很难直接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此外，三线企业追求“小而全”、“大而全”，职工的社会福利等生活配套一般均由三线企业负责，也降低了与当地经济发生联系的必要性。［17］ 

　　以嫁接方式从东部地区迁入内地山区的三线企业，与内地农业社会之间形成相互割裂的局面。三线企业多布局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山区，难以与周围的农业社会进行有效互动，往往形成“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18］的分隔状况。加之当时严格的城乡二元分隔体制已经确立，三线企业的城市户口与周边的农村户口分属两个世界。户籍制度的藩篱基本上阻断了周围农村人口进入三线工厂成为产业工人的可能性。实际上，三线企业的职工主要由沿海迁来，在当地农村招工的人数相当有限。当地农业人口主要是以征地工身份招工进厂，但在总体上，征地工的规模相当有限。三线企业在内地落户并没有明显地为当地农业人口带来新的就业岗位，也没有大规模地将农民吸收进厂，将农民转变为市民。 

　　此外，三线建设目的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三线建设本身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实际上，三线建设在执行当中是秘密进行的，“三线建设……是国家的核心机密”，规定“不论口头或书面一律今后不用‘三线’字样，而以‘支援内地’代替。有关搬迁的情况严禁在报刊上报导，也不得在内部刊物上登载”。［19］三线企业中的军工保密要求加剧了三线企业与当地经济之间的相对隔离状态。这些因素使得多数三线企业没有真正成为当地经济的引擎，对内地城市发展的作用也相对有限。 

　　三、三线建设对东部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抑制 

　　当中央认为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成为战场的时候，沿海工厂内迁就显得迫在眉睫。工厂内迁不仅是为了减少战时的损失，也是为了后方基地能够尽快地建立起来。周恩来在1964年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如何平衡一线、二线、三线的建设问题时说：“如何把一个上海变成三个、四个、五个，最后变成十七八个，用二分法把它分出去，上海的城市既不至于扩大，又能帮助别的地方发展起来，这样做大量的工作。东北也是一样。”［20］东部地区不仅新建的项目要压缩，而且要将重要的工厂迁建内地，以使三线工厂能尽快形成生产力。 

　　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加之地处沿海前线，上海市在1964～1966年的三线建设高潮中成为内迁工厂和职工最多的地区之一。上海市的迁厂工作是从1964年年底开始的，当时中央和华东局给上海市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迁厂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上海市在1965年内迁支援三线建设的工厂多达102个，迁出职工4万人，迁出的主要是钢厂、机械、仪表、电机等重工业企业，也有少量油漆、纺织等轻工业企业，最主要的迁入地是四川、甘肃、重庆、贵州、陕西等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21］1966年是工厂内迁的最高潮，中央政府和华东局下达给上海的迁厂计划比上一年度几乎翻了一番，计划内迁工厂198个，职工31974人，设备12482台。上半年的执行结果不理想，按照既定计划，上半年要求迁走工厂104个，职工13554人，设备7530台，但到6月底，只迁了57个厂、9142人、设备6686台，分别完成上半年计划的55%、67%和91% ［22］　

　　迁厂主要以“一分为二”的方式进行，迁出部分设备、人员前往内地，或并入内地旧有相关企业，或与其他省市内迁工厂合并建厂，或者单独建立新厂。也有整厂搬迁，或者迁出某个具有完整生产能力的车间。上海从1964年第4季度到1965年年底内迁的47个工厂中，有15个属于工厂或车间全迁，其余32个“一分为二”的工厂内迁的生产能力，约占原有生产能力的35%左右。其中占生产能力50%以上的有曙光机械厂、崇明仪表厂、上海劳动机械厂等3个厂；占原生产能力40%～50%的有大中华橡胶一厂、灵工阀门厂、跃进电机厂等7个厂；占30%～40%的有力生机器厂、上海电焊机厂、革新电机厂等9个厂；占原有生产能力30%以下的有第一机床厂、上海微型电机厂、开林油漆厂等13个厂。按照内迁的生产能力折算，1965年上海市迁出厂的工业产值约3.3亿元，其中全迁厂的产值约1.7亿元，“一分为二”内迁厂的产值约1.6亿元。［23］　

　　迁厂削弱了东部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由于要求优先支援内地，因而在工人和设备的挑选上，青壮年劳动力和高技术工人被大批抽调走。上海合金轴瓦厂在1965年3月以“一分为二”的方式，迁出职工208人、设备52台，并入四川涪陵汽车修理厂，［24］ 该厂副厂长华雁英表示：“今年三月，我厂一分为二外迁，年轻力壮的走了，技术高的走了，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和五类分子相当严重，结果影响生产”［25］。部分大型企业则承担多项支内任务，例如上海重型机器厂1966年支援了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200名技术工人，次年仍被要求继续支援200人。同时，华东国防工办要求该厂支援江西中口径弹总压厂1350人，随后一机部要求该厂支援陕西轧机辅机厂职工500人和设备60台。多项支援任务使得上海重型机器厂的生产能力被严重削弱。再有，上海锅炉厂共计有职工3727人，其中生产工人2362人，在三线内迁过程中，被要求支援安徽130人，包建江西中口径弹体加工厂850人，支援甘肃电站设备厂1000人，以上支内人员占该厂全部人员的53%。大量优质技术工人被选调内地后，留厂工人的生产能力受到很大影响。［26］由于大批设备和人员被调走，工厂的产品质量也随之下降。 ［27］ 

　　由于国家将项目投资重心放在内地，东部地区获得的国家投资因而大幅度降低。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资金来自于国家财政，当有限的资金被大量投放到三线地区时，意味着东部地区得到的资金必然减少。 

　　从1965到1975年间，忽略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上海市的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基本上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即便在1969～1970年，上海市的工业增速也明显低于全国水平，甚至低于1963～1965年的调整恢复时期（参见图2）。这与上海市不断支援内地大小三线建设以及国家投资不足有密切关系。1969～1970年三线建设的第二个高潮时期，工业战线过长，基本投资面过广，造成工业产值迅速增长，但由于主要的基本建设投向了内地，因而此时上海工业产值并没有明显增长。 

　　投资大幅度减少还造成了东部地区的工厂设备更新缓慢，设备陈旧。到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各企业的设备处于30～40年代水平的占一半以上，50～60年代水平的近一半， 70年代水平的只有极少数，生产能力被削弱。沿海地区工业生产值增长速度逐渐下降，1962～1965年间为17.5%，1966～1970年间下降到11.7%，1971～1975年又下降到5.1%。［29］ 

　　四、余  论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化进程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推进阶段、“大跃进”时期的大起大落以及此后六七十年代的长期停滞等曲折发展的历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时期受当时重大事件及管理制度变迁的深刻影响，并非单一因素所决定。仅就城市化发展相对停滞的六七十年代而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人民公社体制、上山下乡运动、优先发展重工业等多种因素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城市化的发展，而三线建设作为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建设的重心，其影响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包含了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轨迹的改变。而这点在现有的三线建设研究中常常是被忽视的。 

　　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备战的需要，让毛泽东睡不着觉的是缺少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而无法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并不是内地工业落后本身。在毛泽东告诫党内同志应认真吸取的关于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教训中，“搬家”和重视乌拉尔基地的建设这两条实际上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从这个角度看，对东部沿海城市疏散也应被看作三线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要三线建设的逻辑起点不改变，即战争的威胁不消除，那么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张必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也意味着，三线建设对于东部城市的抑制，并不仅仅在于工厂和工人的内迁以及国家工业投资减少所造成的影响，更进一步说，只要中央认为有不断推进三线建设的必要，那么就有必要继续控制东部城市的扩张。 

　　与此同时，由于三线建设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军工产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产业，其主体是重工业，这种产业发展结构不仅直接与国防安全相关，而且与“一五”计划之后推行的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一脉相承，在一定意义上，三线建设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体制的产物。大量工厂、工人的内迁以及新的工业项目的投入，对于内地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也由此带来内地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发展，并带来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快速崛起。然而重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相应地推进内地城市化的进程。出于备战需要，更确切说是防空的需要，内地新建的工业并没有集聚在城市里，这些新建的工厂被要求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散布到内地的群山之间。尽管形成了诸如攀枝花、德阳、六盘水等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但大多数的工厂在布局时仍刻意避开人口密集地区，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工业集聚效应。而且，由于军工保密的特殊要求，使得以嫁接方式嵌入内地的三线企业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三线企业的职工与周边的农民之间隔着坚固的城乡壁垒，农民被吸收进厂成为正式职工的现象并不常见。加之三线企业以重工业为主，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本身亦相对有限。三线企业的原料和产品也是由中央计划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配，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三线企业与地方经济之间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和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三线建设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三线企业的迁入未能带动内地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宏观数据上，则表现为三线建设的主要省份在城市化率指标上的不升反降。 

　　我们对三线建设成效和影响的评估，不仅要考察当时国际环境、国家战略和国防安全的现实需要，也应客观分析其对东西部不同地区以及全国范围的经济影响，只有充分考虑到国防、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及影响，才能得出对三线建设的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评价，对此，目前仍有待于更多的宏观统计数据的公布及档案资料的发掘。 

　　［参 引 文 献］ 

　　周明长：《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发展（1964～198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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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凤琦：《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王小蓉：《略论三线建设在广安的发展及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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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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