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黄土高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黄土沉积区，面临着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水土流失。
地处黄土高原、吕梁山腹地的山西省柳林县①，其境内梁峁起伏，纵横交错，属于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也是水土流失的重灾区。也正因为如此，在集体化时期党和政府将水土保持作为根治黄河水患、发展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的战略任务，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治山保水、改天换地的治理工作。不论是隶属于离石县时期的柳林公社，还是其后单独成县，柳林县水土保持工作都始终走在了黄土高原地区的最前沿，其中又以梯田建设最为突出。与以贾家垣大坝②为代表的打坝淤地相比，柳林县的梯田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后方才起步，但却在短短30年时间经历了坡式梯田、水平梯田和宽幅梯田等阶段，并涌现出了像贺昌农业社、韩家峪大队③这样的先进典型。梯田如何在百姓中被认识和推广，经历了怎样的更新换代过程，梯田给集体化时期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对今天的水土
保持治理工作和农田水利建设有所启示和借鉴。④
［收稿日期］2011-11-21
［作者简介］郝平，副教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030006。
①柳林县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隶属于离石县，1971年单独成县。本文所讨论的区域是以今天柳林县所辖的范围为基准，在集体化时期，柳林县的梯田建设在黄土高原是模范典型，引领了当时的水土保持工作。
②贾家垣大坝地处柳林县贾家垣村，始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是山西省最大、最早的淤地坝。
③1958年之前，中国农村先后建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本文以“农业社”通称；1958年8月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后，农村基层行政单位为生产大队，本文以“大队”通称。
④近年来，学界对于集体化时期的社会研究方兴未艾，且在制度变迁、乡村生活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治理的研究同样是成果显著。成甫隆的《黄河治本论》（平民日报社1947年版）中已有初步探索，史念海的《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则是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然而对集体化时期的水土保持工作却关注甚少，除在一些方志资料中有所涉及外，从史学层面进行研究的只有高芸的《“以粮为纲”政策的实施对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影响——以绥德县为例》（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等少数几篇学术论文。
一、梯田的建设及推广
梯田的主要作用是保持水土和发展农业生产，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主要分布在江南山岭地区，尤以广西、云南居多。这些省份多丘陵而少平原，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当地农民构筑了梯田，使得在丘陵地带大面积种植水稻成为可能。与之相比，陕北、晋西黄土丘陵区的梯田建设起步要晚得多，直至20世纪50年代才大面积推广。对于降水量少、土地贫瘠的黄土高原而言，梯田不仅能够缓解和治理坡耕地上的水土流失，而且其通过蓄水和改良土壤以达到促进粮食增产的作用更为突出。据研究，梯田在同属黄土高原丘陵地带的山西省离石和陕西省延安、绥德三地的平均蓄水效益达832%，保土效益达839%，［1］是治理坡耕地非常有效的措施，因此在晋西、陕北发展迅速。仅柳林县一地，经过30多年的建设，到1980年时，该县共有梯田114338亩，约占总耕地面积577880亩的20%，［2］成为耕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梯田在柳林县的建设和推广并非一帆风顺，普通百姓对梯田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接受的转变过程。
较之于丰富的治沟打坝经验，柳林县的梯田建设可谓是从零开始。1954年8月，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在全省范围内有计划地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决议》中提出：“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改变土地利用不合理的习惯，提倡在山坡地耕地上广泛修建梯田，改变‘广种薄收’的粗放耕种方式。”［3］此后在《山西省水土保持十五年远景规划》中，针对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黄土丘陵沟壑区进一步强调：“要开展广泛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即在坡耕地上每隔一定距离自上而下等高培地埂，埂下取土，埂前蓄水淤泥，通过逐年加高培厚地埂，和耕地时向下翻土，使之渐成梯田。”［4］在此背景下，离山县组织全县379个农业社的社长、生产队长、技术人员共381人，专程到当时已经是全省水土保持模范的阳高县大泉山重点学习在山坡地带修造梯田。［5］当时柳林地区隶属于离山县管辖，亦开始了最早的梯田探索，王家沟水土保持站成为试点之一。根据坡度和地势不同，当地修筑梯田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一次修成，一种是逐年修成。6°以下的坡地，由于高差较小且费工不大，在当时合作社的条件下可以一次性修成，而对于坡度为6°～25°的耕地则需要采用耕作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按等高线分段挖水平沟，培地埂，平整田面，再结合耕地和自然冲淤逐年加高培埂，逐步修成3°～5°的坡式梯田。
由于坡式梯田对坡面改变小，因此修建较为简单，但培埂——加埂——逐步水平的修建模式却与当时那种快节奏的合作化步伐不相吻合，整个王家沟流域用了近两年时间，修梯田尚不足百亩。山西省农业建设厅农田水利局、离山水土保持试验站编：《山西省离山水土保持试验站（径流观测资料整理）》，1959年，第5页。同时，由于修筑方法不甚科学，在逐步水平的过程中破坏了地表耕作土层，使得梯田的粮食增产效益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据了解：“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经验的缺乏，在梯田的修建过程中没有充分认识和考虑到地表土的问题，使得新修成的梯田表层多为生土，却将坡地上的耕作土深埋于地下。这些生土较之于原来的耕作土不仅不够松软，更为严重的是其缺乏农业生产中所必需的有机质，这样的修筑方法带来的后果就是粮食的不增反减。老百姓由此也把这种修梯田的行为称作‘三年穷’。”2010年4月20日采访柳林县水保水利局干部董某某（78岁）的记录。因此，梯田在当地并未得到人们的真正接受和推广。
从1958年起，农业战线上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尽管“大跃进”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推动了当时黄土高原的梯田建设。为了加快水土保持的速度，离山县开始了一次修成水平梯田的尝试。较之于过去的坡式梯田，水平梯田耗工量要大许多，但却是以梯度取代坡度，且通过加厚土壤、提高土壤层吸附能力的方式来达到克服重力下滑、稳定水体的作用。因此，水平梯田不论是在蓄水保土方面，还是在粮食增产方面效果都更为显著。
当时，隶属于柳林乡的贺昌农业社是最早实践“一次水平梯田”的。该社在田家沟流域的三郎堡一次性修成水平梯田230亩，并在此过程中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采用熟化生土的方式，将沤土、炉灰、骡马粪、烟煤、玉米秆等肥料施入坑内，并与土搅拌再深翻，从而克服了过去梯田建设中的种种不足，达到了既不破坏活土层，又能使梯田亩产显著提高的效果。仅1958年一年，当地的梯田亩产就达到了363斤，较坡地增产83%，［5］（p202）被苏联水土保持专家扎基洛夫斯基称赞为“水土保持上的一个创举”，［6］同时也揭开了柳林地区乃至整个黄土丘陵沟壑区“一次水平梯田”化的序幕。此后，山西省中阳县金罗村、临县安业村以及陕西省绥德县等地均开始推广“一次水平梯田”。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熟化生土的方法使梯田在一次水平时表土层未受到破坏，从而发挥了梯田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老百姓开始逐渐接受这种水土保持措施，其修建速度也大为加快。至1959年底时，柳林县境内梯田数已达5799亩。［6］（p93）
20世纪60～70年代，柳林县在充分借鉴大寨“三保田”的基础上，采用了“表土集中中间法”、“倒阶法”等，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坡面治理理论，为当地大规模修造梯田提供了指导，其中以韩家峪大队为代表的“宽幅梯田”的推广更是最大限度地挖掘了梯田的增产潜力，梯田在此过程中奠定了“高产农田”的地位，数量也成倍增长，到1970年已发展到54638亩，1980年则达到了114338亩。［6］（p93）“三年穷”的说法被抛弃，群众将梯田的高产、稳产称之为“当年富”。由此不难看出，梯田在柳林县经历了一个从遭受排斥到广受欢迎的转变过程，在那个粮食匮乏、吃饭问题乃是头等大事的时代，梯田受到百姓的支持和欢迎，其水土保持成效的好坏还在其次，给农业生产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和提高才是关键。
二、模范典型的树立与梯田的更新换代
从“三年穷”到“当年富”，贺昌农业社和韩家峪大队是柳林县梯田建设的先行者，并对当时晋西、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水土流失治理起到了示范作用。
（一）贺昌农业社的“一次水平梯田”
“一次水平梯田”并非贺昌农业社的首创，早在1957年初，山西省水土保持站在王家沟流域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尝试，但效果并不明显。由于技术条件不成熟，对于究竟如何进行“一次水平梯田”的试验争议很大。许多干部和群众因为“一次水平梯田”费工多、培埂还要占去10%～15%的耕地面积，且挖出生土后影响粮食生产，故对其抵触颇深。而“一次水平梯田”的试验之所以会在贺昌农业社进行，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贺昌烈士的故乡，另一方面是因为贺昌农业社第七生产队队长杨庭安曾说过“做事总会有输有赢，今年减产了不要紧，顶上一年减，换它个年年增”［7］的豪言壮语，使离山县委决定在贺昌农业社进行试点。
地处三川河下游田家沟流域的贺昌农业社，在当时并非水土保持的先进单位。全社有水地600亩，山地4400亩，但在合作化的三年时间里，其水土流失的面积仅占总流失面积的6%。“一次水平梯田”试点开始后，时任离山县县委书记兼柳林乡党委书记的王健被派往贺昌农业社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尽管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王健与其他群众一样对于梯田能否实现粮食的增产并无多少把握，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为了能够实现“一次水平梯田”的突破，王健深入村庄，拜访了许多老农探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并通过召开“诸葛群英会”的方式广泛吸收各种建议。在群策群力的基础上，贺昌农业社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取得了在不破坏表土的情况下修成水平梯田的方法，即“把表土铲开，将下面地顶的生土挖起。用生土培埂后，垫到底处，再将熟土摊开，兼之以深翻和施肥。同时，为了省工，在15度以上的地幅度修窄一些，15度以下的地加上中耕，用牛深犁一两次即平。此外，在生土地还可种植山药、麦子、豆类等高产作物。”［7］在这之后，当地发动全社300余人进行了“一次水平梯田”的修造，并采取了“农忙专业队坚持搞，农闲全民上阵突击搞”的方针，形成了“村村治坡修梯田”的格局，仅仅一年时间，这里不仅梯田数量猛增，而且亩产较坡地增产了83%。这种改治标为治本的方法为梯田在以后农田基本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的嘉奖和鼓励确立了贺昌农业社水土保持典型的地位，由此也掀开了整个黄土丘陵区修建“一次水平梯田”的序幕。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了迅速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写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介绍全国进行合作化运动的各类典型。山西省离山县县委代书记刘耀所写的文章《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和阳高县县委书记王进所写的《看，大泉山变了样子》作为为数不多的涉及山区水土保持的典型被收入书中，由此成为治山保水的模范。然而同为水土保持的典型，相对于当时水土保持已卓有成效的大泉山，离山县是因为水土保持的规划而被树为典型，这与高进才、张凤林创造的大泉山“神话”有本质区别。“一次水平梯田”的成功使得黄土高原不再拘泥于传统层面意义上的治山保水，而是在集体协作背景下对于水土保持的一次探索与革新，同时它也扭转了人们对于梯田的种种顾虑和排斥，伴随着基本农田制的建立，其“高产农田”的定位使得梯田由此变成整个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的重要实践方式。
此外，王健作为集体化时期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真正深入到劳动者中，将群众间零乱、分散的经验与智慧进行了挖掘，这种实践已经超越了劳动力形式上的集合，是在思想上对群众智慧的一种凝练与升华。
（二）韩家峪大队的“宽幅梯田”
“宽幅梯田”同样是水平梯田，“宽幅”主要是指梯田的田面宽度，这一宽度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在20世纪70年代的黄土高原是以6米作为分界点，宽3～5米的水平梯田被称为“窄条梯田”，6米以上的梯田为“宽幅梯田”。与“一次水平梯田”不同的是，“宽幅梯田”的出现是在梯田施工设备进步的前提下开展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修的水平梯田全都是“窄条梯田”，因为当时的工具主要是铁镢、锄头、竹筐等，这使得梯田修建工效低下，加之技术上的不成熟，所以田面宽度只能局限在3～5米。机械化的普及为“宽幅梯田”的出现创造了契机，“宽幅梯田”的蓄水保墑和便于耕作的优势更易得到发挥。韩家峪大队是整个柳林县在这方面的最早实践者，其从“窄条”到“宽幅”的成功，带动了整个梯田建设的更新换代。
柳林县韩家峪大队是“农业学大寨”过程中水土治理最为得力的典型之一。该大队共有耕地1268亩，几乎全部分布在六梁九沟的坡地上。由于水土流失严重以及治理措施不当等方面的因素，这里一直处于“十年九歉”的状态。自1970年开始，韩家峪大队在借鉴大寨“海绵田”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水土保持运动，以水土保持专业队为骨干，通过劳动竞赛、定额管理等方式，确保每一个劳动力都切实地参与到水土保持工作中，而这其中的重点就是修造梯田。历时三年的时间，整个大队共修梯田812亩，加之过去所修的300亩，已经达到总耕地面积的92%，这是一个非常骄人的成绩。梯田带来了土地条件的改善，韩家峪大队粮食生产年年丰收，1970年产粮20万斤，1972年产粮30万斤，人均口粮则达到了400斤。［8］与其他水土保持典型地区的显著区别是：韩家峪大队在所修的800余亩梯田中，全部为田面宽度为6米以上的“宽幅梯田”。由于当时工具上的进步，梯田的修造已不再仅仅是些简陋的木椽、木夯和镢头，而是有了一定数量的推车、平车与手扶拖拉机等，这就给梯田的改进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鉴于“窄条梯田”不利于机耕和灌溉，韩家峪大队大胆突破了过去梯田宽3～5米的束缚，实现了梯田由小块到大块、由“窄条”到“宽幅”的转型，机耕和灌溉也成为可能，这也使得韩家峪大队在1972年柳林县召开的全省西山地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上被确立为坡地修梯田、由穷变富的先进典型。更为重要的是，“宽幅梯田”在粮食增产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优势以及其模范典型的导向作用，对于70年代黄土高原实现由“窄条梯田”到“宽幅梯田”的转变，以及水平梯田在田面幅度上的拓宽和改进起到了创新与引路的作用。
三、结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粮食始终是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9］。就地处晋西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柳林县来说，制约其农业生产的最大危害就是水土流失。为此，从新中国成立伊始，这里就组织群众开展了持续不断地水土保持运动。其中，梯田作为治山保水的一项重要措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基层百姓对其有一个从排斥到接受的转变，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梯田能给农业生产带来帮助。不论是“一次水平梯田”，还是“宽幅梯田”，这些典型的树立与推广均是着眼于粮食的增产，集体化时期对基层劳动力的组织也给梯田的大规模兴建提供了可能。梯田作为“高产农田”，在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与粮食生产间的良性循环，成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重要的水土保持实践方式。与之相辅，梯田在更新换代过程中对于民间经验的挖掘与汇集、提炼与升华也是集体化时期的重要特征。
水土保持治理30年的不懈努力，使柳林的梯田建设在集体化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有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技术成果，但不能回避的是，这一时期的梯田实践同样也有着许多教训。如诸多梯田工程由于在建设中缺乏合理设计，结果使用数年就难以为继，白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由于粮食的压力，特别是“一次水平梯田”的成功刺激了人们对于粮食亩产的追求，结果又将许多地狭、坡陡、本不适合修建梯田的土地和区域加以利用，盲目扩大导致水土流失加重。2010年4月21日采访柳林县水保水利局干部雷某某（55岁）的记录。
总体来看，造成这一时期水土保持工作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许多地区只追求速度和数量，忽视了水土保持工作的效益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与新中国的建设和探索一样，水土保持治理尚处于探索阶段，在这种边实践边研究的状态下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加之当时物质、资金的匮乏以及技术的不完善，从而造成某些实践未获成功。但历史研究者应该以辩证的态度看待过去，可以说，正是这些实践者在探索之路上不断失败、不断尝试，才推动了柳林县梯田建设的不断前进，这其中的成与败都成为今后黄土高原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宝贵财富。
群众的诉求、对典型的塑造，造就了梯田在集体化时期的辉煌。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农田水利建设迎来了新的高潮。依靠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科技手段等方式，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持治理工作取得了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成就，密如蛛网的梯田更是成为了治山保水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板块。同时，与过去将水土保持治理着眼于粮食亩产这一大前提不同的是，如今的水土保持工作是真正意义上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首要目标，对农业生产的追求则降至其次，这也与当今环境问题成为关注热点的大背景相吻合。然而无法忽视的是，集体化时期对梯田建设的持续探索，使之不仅从理论到实践均为今天的成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经验与教训亦对当前的水土保持工作有着鲜明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如今，当农田水利建设被提升为“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时，集体化时期所积淀的丰富资源和经验依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实践中凸显宝贵价值。
［ 参 引 文 献 ］
［1］吴发启、张玉斌：《黄土高原水平梯田的蓄水保土效益分析》，《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4年第1期。
［2］陈保华主编：《柳林县水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李九林主编：《柳林县志》，中国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3］《关于在全省范围有计划地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决议》，《山西日报》1954年8月12日，第2版。
［4］《山西水土保持志》，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5］李文凡主编：《离石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6页。
［6］陈保华主编：《柳林县水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9页。
［7］《离石县出席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典型材料（1958年10月）》，柳林县档案馆：SJ1-9-48-54。
［8］《山西省西山地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材料（1972年10月）》，柳林县档案馆：SJ1-4-12-14。
［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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