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武力主编《中国发展道路》

　　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整体国力与世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成为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议题，人们开始从各个角度探寻和阐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这股研究热潮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增无减，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研究员主编的《中国发展道路》一书就是其中以长视角和“整体史观”考察中国道路历史选择的一部力作。

　　所谓长视角，就是将中国道路研究的视角拓宽延伸到更长的历史时段去考察，从而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中国近代以来发展路径选择的历史情境。历史是连续而非断裂的，脱离了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情境，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深入而客观地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因此，在探讨中国道路历史选择的时候，仅仅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或者仅仅考察新中国的六十年是不够的。本书纵贯170年中国近现代史，全面系统地梳理1840年至今的漫长历史，评述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在各个历史阶段为民族振兴而进行的道路选择与实践，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及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读来确有酣畅淋漓之感。

　　所谓整体史观，就是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道路抉择放到整个国际大环境和大背景中去考察，以普遍联系而不是孤立割裂的观点，来考察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发展路径确立的外部条件，从而使“中国道路”的探讨具备更广阔的研究视野。无论是甲午战争之后的旧邦新造，还是辛亥革命之后的路径转换，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抉择，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模式创新，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些讨论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审视，这成为该书贯穿始终的一种写作和思考的鲜明特点。这种“整体史观”的叙事方式，当然有利于读者在一种“比较”和“甄别”的心态下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纵观全球，方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目标选择和约束条件，从而在中国道路的探讨中更能凸显选择主体的自主性与独立不倚的姿态。新中国成立以后，即使是在全面学习苏联发展方式的计划经济初期，中国的决策者也并未放弃对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检讨与颠覆。尽管也要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但最终还是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也根本区别于西方的发展路径。该书通过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说明，中国必须创造一种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情紧密相结合、具有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成就。这条道路是指引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和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该书在论证方式上的特色也是值得肯定的。从总的研究范式来说，该书创造了“战略发展的目标——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战略的最优选择”三段论式的论述模式，从而使其宏大的长视角的研究不流于琐碎的史实描述与堆砌，而是具有理论的深刻性与逻辑的清晰性。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我们都面临着不同的目标选择和约束条件，只有将目标选择和约束条件综合起来考量，才能确定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最优发展战略。比如，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快速工业化和赶超战略这一目标选择下，中国面临着资本匮乏和贫困落后的内部约束条件以及冷战外部约束条件，在这样的目标选择和约束条件底下，中国人就必然选择一种能够大规模动员资金、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工业化和赶超战略，并可以最大限度克服内部和外部约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模式。“目标——约束条件——最优战略选择”的论述模式，在该书中可以说一以贯之。这种论证模式在当前同类现代经济史著作中相比较就颇具特色。这也是该书具备理论深度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对中国发展道路这样一个宏大课题的研究，今后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和发展的余地。但武力研究员主编的《中国发展道路》一书确实在这方面作了新的有益尝试，开了一个好头，堪称创新之举，令人欣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