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盛世才标榜实行“六大政策”，成为陈云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的一种政治基础 

　　盛世才标榜实行的“六大政策”是“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关于这一政策的形成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1）俞秀松提议在盛世才“五大政策”的基础上增加“民平”而形成。[23]（2）邓发等促进和影响盛世才制定。[24]这两种观点，不仅影响盛世才制定“六大政策”的主体不同，而且在“六大政策”形成的时间上也是不同的。

　　俞秀松是在主政新疆的盛世才实行亲苏反帝的政策后，于1935年6月年由联共中央从苏联派到新疆工作的，其在新疆遵守“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三不原则”，主要任务是启发群众觉悟，制止民族仇杀，制定进步政纲，扭转新疆腐败落后的政治局势，发展民族文化；侦察敌情，打击日、英间谍活动，排除日、英间谍势力伸入新疆。[25]俞秀松在新疆一直至1938年6月被盛世才逮捕押往苏联。期间，他利用《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和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26]俞秀松到新疆前，在推翻新疆督办金树仁的1933年“四一二”政变之后成立的新疆省临时维持委员会宣布了八大宣言，其总纲是：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27]盛世才在政变后任新疆督办，在1935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新疆民众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28]，后又提出“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的五项政策。[29]在盛世才的授意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于1934年8月1日成立，起初的宗旨是：“遵照孙总理三民主义，领导全疆民众，确保新疆永久为中国之领土，决意同离间各民族之和平而企图乘机攫取为殖民地之帝国主义者相抵抗。”[30]至1935年11月7日反帝会总会召开临时全体代表大会进行改组，俞秀松任总会秘书长，反帝会修改宗旨为：“依照孙中山先生之反帝主张，领导全疆各族各界民众切实执行新政府的反帝、和平、建设、亲苏、清廉、各民族一律平等六大政策。”[31]其中，“各民族一律平等”从原来会章第三条中的一项内容上升为反帝会改组后的宗旨的重要内容。[32]

　　 这项内容是与俞秀松在新疆重视民族问题，并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所分不开的。俞秀松到新疆后，在对新疆地方经济社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建议盛世才在原来五项政策的基础上增加“民平—新疆各民族一律平等”。[33]正是在俞秀松的影响下，维吾尔族进步人士包尔汉等参加“反帝会”，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2月，在新疆省蒙古族代表大会上，俞秀松曾作《关于新政府民族政策的报告》。他指出：“新疆的民族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解决，那么什么问题都是谈不上的，甚至连自己的生命、财产、牲畜、牛马羊群都没有安全的保证。所以，民族问题是新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是解决新疆一切问题的枢纽。”[34]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他指出，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发展并改善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保障信教自由”。[35]如俞秀松任新疆学院院长，制订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使新疆学院成为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重要阵地。[36]在俞秀松的领导下，反帝会还油印出版了《六大政策教程》等小册子。关于俞秀松与“六大政策”的关系问题，据俞秀松的父亲俞韵琴为查明俞秀松牺牲真相，于1961年11月7日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中载：俞秀松在新疆期间，“发表主要的报章社论，并制定：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民平六大政策（经上海提篮桥区公安局周毅同志千方百计写信查明，六大政策等确系俞秀松亲手所订。”[37]这表明，俞秀松较早参与了盛世才“六大政策”的制定，并成为“六大政策”在新疆实行的主要推动者。

　　 相比较而言，邓发是1937年9月从莫斯科到迪化，并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设立后，于1938年1月接任陈云的中共驻新疆代表的职务的，是继续陈云在新疆开展的统战工作。在陈云和滕代远主持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新疆的任务之一，就是“搞好统一战线，执行盛世才在我党帮助下制定的‘六大政策’，维护祖国统一。”[38]“六大政策”至少形成于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设立之前。不仅如此，陈云在接迎西路军左支队由星星峡到迪化的途中，于1937年5月4日下午在沙窝里对西路军左支队进行第二次集体教育，介绍了新疆的社会状况和党的斗争策略。根据吕黎平、冉正全的回忆，陈云曾在这次教育谈话会上说：新疆与苏联接壤，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督办盛世才为了自身利益，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对我党也表示友好。我们进入新疆，是利用统一战线的特殊环境，保存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是国民党政府的新疆督办，是上将军官。我们同他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坚持原则，谨慎从事。[39]这说明，“六大政策”应在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迪化前就已经形成。以上表明，“六大政策”在邓发接替陈云的工作前已经形成，并为陈云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陈云离开新疆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5月20日，他收到毛泽东批转的时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毛泽民和教育厅副厅长徐梦秋的关于新疆的财政金融状况和教育状况的来信及其批示。来信要求中央调派财政、金融、教育干部到新疆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陈云主持了从抗大和陕北公学中选调党员干部赴新疆的工作。[40]10月间，他在同这些干部谈话时说：新疆是个特殊地方，那里实行的“六大政策”与我们党的最低纲领相一致，是我们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他还指出，到新疆帮助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也就是贯彻党的最低纲领。帮助新疆建设成巩固的大后方，对抗日战争和国家民族都大有好处。[41]此表明，在陈云之后，先后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邓发、陈潭秋，并未中断与盛世才在“六大政策”基础上的统战工作关系，相反是有所加强的。这就是说，邓发与“六大政策”的关系，不是“促进和影响盛世才制定”意义上的关系，而是在以俞秀松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促进盛世才制定并实行“六大政策”，并在以陈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六大政策”的基础上开展与盛世才的统战工作的基础上的继续和发展。

　　“六大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成为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基础。1941年7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祝贺新疆反帝会成立七周年中指出：“由于督办六大政策的领导与全疆十四个民族四百万民众之团结，使新疆成为抗战最巩固的后方。”[42]这是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视和肯定，也反映了“六大政策”在当时条件下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