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建设道路遭遇严重困难后为力挽危局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在历史转变中的1962年，刘少奇正确判断“七千人大会”后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形势，果断提出了经济大调整的决策，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中国摆脱经济困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始于1960年底的经济调整，至1962年初已进行了一年多，虽然在农业、工业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但进展得并不顺利。究其原因，主要是党内对困难形势认识不一致，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困难来自于农业减产，工业没有问题，直至1961年八九月间中央工作会议才做出工业要退够再前进的决定。结果，至1962年年初，工业和许多经济部门的调整并没有全面展开。为此，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一年，争取各个方面的调整工作做出新的显著的成绩。”［2］

　　中央对过去几年财政存在赤字的情况是了解的，并提出了1962年要实现财政“当年平衡，略有回笼”［3］的方针。1961年9月28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提出，市场、物价、货币流通方面的问题是“票子多了三四十亿元，商品同购买力的差额四五十亿元，物价上涨百分之二十以上，财政赤字三十多亿元”［3］（p.346）。10月20日晚，刘少奇找李先念谈话，要求1962年市场应当平衡，否则物价难于掌握，1961年多发的票子，1962年还不能收回，只能过一个时候逐步解决。［3］(p.372)11月14日，李先念在全国轻工、纺织、手工业厅局长会议上传达中央1962年的市场方针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3］(p.382)。12月22日，李先念在全国财政厅局长和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上提出，1962年财政、银行工作“必须贯彻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3］根据中央方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拟定了《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于1962年1月7日报送中央，并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征求各地意见。

　　“七千人大会”后，为了解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刘少奇召集经济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当了解到财政连年赤字，且财贸部门在安排1962年财政预算时没有贯彻中央关于“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情况后，1962年2月21～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报告。报告中所列的1961年和1962年的财政收支都是平衡的（参见《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1962年1月7日。），但是由于“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4］。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种“假平衡、真赤字”的做法，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5］

　　李先念接受了刘少奇的批评，并在3月初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上进行了传达，提出要“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办事，预算要打稳妥，要切实留有余地”。［3］(p.414)经过估算，1958～1960年的财政赤字在300亿元以上。［3］(p.536)3月25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对1962年的财政预算重新进行了核算，确定收入为288亿元，支出338亿元，赤字50亿元，同时提出了“增产措施一条、节约措施八条和高价措施一条”共十条建议，以达到消灭财政赤字、保证收支平衡的目的，并将1962年财政预算收入与支出都调整为306亿元。［4］(pp.338，343，344)

　　为了使大家正视困难，刘少奇请陈云讲讲当时的经济形势。2月23日，陈云分析了经济形势，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六条措施。［6］陈云的讲话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周恩来提议，要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和周恩来的意见，他在总结时指出：“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对困难的严重性，还应继续揭露，不要怕丧失信心。正确地揭露矛盾，是不会丧失信心的！对困难看法还有不同意见，应继续讨论。应该说：目前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困难很大，非常时期应有非常的办法，要多强调垂直领导，由中央直接抓，不要怕钦差大臣满天飞！只有中央直接抓，才能迅速解决问题，否则拖拖扯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增加困难！目前不要搞十年计划，而是要老老实实地搞克服困难，搞吃穿用，解决市场需要，搞调整就是应克服困难，实际上是努力争取财政、经济情况好转，实际上是争取迅速恢复经济，是一个新经济恢复时期。”［7］刘少奇的讲话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阐明了当时的形势，是“非常时期”、“新经济恢复时期”；二是面临的任务是要“争取财政、经济情况好转”；三是提出了解决办法和措施，是由“中央直接抓”，“垂直领导”，先“搞吃穿用，解决市场需要”。

　　西楼会议在“七千人大会”统一全党大多数领导干部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摸清了“大跃进”以来国家财政收支情况，使党内高级干部认识到国家财经面临的困难境地，为经济大调整决策的出台奠定了思想基础；会上重新估计了经济形势，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对经济要进行大幅度调整。刘少奇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就他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再展开讲一讲，使领导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各部门同志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经济调整上来。

　　二

　　西楼会议后，刘少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的形势，并迅速改变原来拟定的调整部署。为此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确定经济调整的方针和任务；成立领导机构，具体负责调整工作；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陈云就经济困难的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讲话，内容与西楼会议的讲话大体相同，但有所丰富。李先念分析了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李富春分析了工业方面的情况和主要解决措施。刘少奇称赞陈云的讲话大得人心。［8］3月10日，他批示将三人的讲话稿印发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并提出在中央会议讨论修改后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3月12～1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批转陈云等讲话的批语。与会者主要对两个问题展开讨论：一是对经济形势的重新估计和经济恢复要多长时间；二是如何称呼当时经济所处的时期。关于第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七千人大会”对全国形势做了估计，现在又对形势做了不同的估计，这样不好。关于农业恢复的时间，有的同志认为需要5～8年，有的同志认为需要3～5年。刘少奇指出：对形势做不同的估计，“这样的事党史上有的是，一次大会作了估计，过了一段形势变了，又作了新的估计，新的决定。”［9］关于恢复时间，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快，准备慢”，“关键是尽快恢复农业，争取三年，准备五年，方法是釜底抽薪，压缩城镇人口，压缩工业，全力支援农业。一句话就是减工业增农业。中央早已下定决心，现在不是决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要雷厉风行地按去年中央陆续出台的决定和这次会议决定的非常措施坚决落实。我们已错过了一年，现在绝不能再犹豫观望了”。［10］关于第二个问题，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讲是“非常时期”，陈云在国务院会议上讲是“恢复时期”，周恩来在3月8日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是“调整时期”。针对有些同志对此提出的疑问，刘少奇指出：“工作重心是全力争取尽快恢复农业。但是只用‘恢复’两个字来概括今后几年工作，又不能完全表达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所以用‘调整时期’比较贴切、恰当。”［10］经过讨论，会议同意刘少奇提出的转发陈云等三人讲话稿的意见，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

　　《指示》总结了西楼会议、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等几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成为指导1962年和以后几年调整工作的重要文件。《指示》首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很严重的”，“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并分析了财经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以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今年年度计划，必须根据上述原则迅速进行调整”。《指示》根据陈云的建议，将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分为调整阶段和发展阶段，“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11］该《指示》经毛泽东同意（1962年3月1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批转陈云等讲话以及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等问题。毛泽东同意会议的决定。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1页。）后于3月18日转发至省、军级党委。3～4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部委党组按照中央要求讨论了陈云等的讲话，这对于各级干部进一步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调整部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楼会议后，刘少奇认为，在“非常时期”除了统一思想认识外，还必须成立一个具体负责调整工作的领导机构。他和周恩来建议恢复中央财经小组（中央财经小组于1958年6月10日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由陈云任组长，是咨询性质的机构，其任务是向中共中央提供经济信息和各种意见，没有经济决策权。在“大跃进”运动中实际上停止了工作。），将它由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12］，并推荐陈云担任组长。［13］刘少奇力荐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领导全国财经工作，其才识、能力、威望为党内外所公认，并多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推举中共中央副主席候选人时，毛泽东评价陈云“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14］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陈云对经济建设工作“懂得较多”［15］。二是刘少奇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与陈云有许多共识，他赞同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思想和主张，认为这些对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央财经小组恢复后，首要任务是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提出，1962年计划要大调整，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放慢发展速度；重点在农业和市场；工业生产维持简单再生产；计划要综合平衡，年度计划按短线平衡，长期计划要留有余地。［16］陈云主张改变过去制定计划时先安排工业、基本建设指标，再安排农业、轻工业指标的惯例，改成先搞“吃穿用”，维持简单再生产，再安排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实行综合平衡。这是制定计划指导思想上的转变，也成为调整1962年计划的主导思想。3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他说：“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17］刘少奇赞同周恩来和陈云的建议，要求1962年计划按短线平衡。4月17日，他同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等谈话时指出：“计划应该按照短线产品进行安排，不然就有缺口，千万要注意这一条。今年的计划又高了，主席一再指示要留有余地，我们老是不注意接受教训。”（刘少奇听取中央办公厅贾步彬汇报石家庄物资供应调查时的谈话，1962年4月17日。）中央财经小组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的意见，将1962年计划进行了压缩与调整，并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4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他指出：“（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15］(p.1216)可见，刘少奇对经济困难形势的估计是非常客观的，对经济进行大调整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三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中央决定召开以讨论报告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全党高级干部中统一认识，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5月7～11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分析了经济形势，做出了大幅度调整经济的决策。会议期间，刘少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作了讲话。

　　（一）对形势的估计和对待困难的态度

　　从各小组的简报来看，与会者对经济形势和困难程度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对困难的认识不足，对农业生产恢复的艰巨性认识不足”［7］(p.164)。有的简报反映：“现在困难很大，而调整进度却很慢，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困难的深度和克服困难的艰巨性认识还不一致。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还有些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明年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等待，硬撑着空架子，不肯收摊子减人，又错过了近半年的时间。”［18］简报反映出的这些思想状况自国民经济调整以来就一直存在，这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所担心并力求加以解决的，所以会议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在5月7日的会议上，刘少奇要求与会者就经济困难形势进行讨论。他指出：“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困难？我们现在是把困难讲过头了，还是讲得不够，还是讲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同时，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现在看来，我们对困难的认识迟了一点，措施也采取得迟了一点。早一年，去年春上我们开会采取这个办法就好一些。今年再也不能推迟了。如果今年再不采取措施，到明年形势就更坏。目前这个趋势不扭转，发展下去，我看是一个很坏的趋势，国民经济要崩溃。”［19］在5月10日各大区书记会议上，他又指出：“形势多数同志已认清，不是大好形势，困难趋势到底如何，认识不一致，不是估计过分而是估计不足，估计过些不危险。几年来我们都在退，是否退够了！？希望是退够了，不要再低调。”［7］(p.168)5月11日，刘少奇作会议总结时再次说到经济形势和对待困难的态度问题，他指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应该“充分估计困难”，“挺起腰杆前进”［2］(pp.444～446)。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赞同刘少奇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困难程度的估计。周恩来指出：“现在看来，总的情况还是那样，但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20］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缺乏信心，就是看见困难不想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的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认识到了，仍然不采取措施，这样慢慢拖下去，势必拖垮。”［21］许多与会者也积极回应。有同志表示：“要争取快一些度过难关，就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把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刀口上，打歼灭战，同时忍痛砍掉一些东西。”［18］大多数与会者支持中央实行经济大调整的决策。

　　（二）关于1962年年度计划调整问题

　　5月7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听取李富春和李先念关于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大多数与会者赞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但也有不同意见。［9］(pp.130～131)5月11日，刘少奇在讲话中对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首先表示：“我看是好的，要修改一下发出去。”他同时指出：“可能还有一些指标完不成。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每年都调整计划，而且每一次都是往低里调，都是年初计划高，年末调低。只有一九六○年调高一次，从一千八百万吨钢调到两千万吨钢，结果没有完成。这一次又是调整指标，一九六二年的指标又是调低。同志们，是不是以后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2］(p.444)这既是对1958年以来经济计划工作的批评，也为此后制定计划明确了指导思想。

　　（三）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精减职工问题

　　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当年减少全国城镇人口1000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2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二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草稿）》，提出全国再减少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应占500万人以上。后来，中央财经小组在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提出减少城镇人口1300万人，其中职工900万人。5月8日，刘少奇在各大区书记会议上提出：“减人的决心要定在2000万上，分两年处理，或两年半处理，以后每年都要减一点。”［7］（p.165）这个建议被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最终确定了“下乡职工超过一千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应地可能争取超过二千万人”的方案。［20］(p.408)5月11日，刘少奇就减少城镇人口和精减职工问题提出了总体要求：“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他还提出了要注意的事项和工作部署：第一，准备要充分，既要做好出乱子的准备，更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第二，各个部门都要抓紧工作；第三，行动要迅速，各省要成立指挥部；第四，要加强纪律性。［2］(pp.446～447)会议最后，针对会上有人提出大幅度调整经济是不是消极的疑问，刘少奇指出：“我看不是消极的。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2］(pp.447～448)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取得了重要成果：一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既加深了对经济严重困难形势的认识，也加强了对经济存在问题的认识；二是通过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并经毛泽东同意，于5月26日发至全国贯彻执行；三是明确了当时全党着力要做好两项工作，即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以及巩固农村生产队。会后，根据中央部署对经济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在全国的积极努力下，1962年经济大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各项建设事业呈现出健康发展的态势。这次调整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与党内民主以及实事求是作风的恢复密切相关。“七千人大会”提出恢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加强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生活，为1962年经济大调整营造了比较宽松的思想政治氛围，这在极大程度上有利于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从而推动大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其二，与中共中央的集体智慧和团结协作分不开。在经济陷入困境的“非常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协同一致、密切配合、果断决策、周密组织，共同推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进程，充分反映了他们统揽全局的雄才伟略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

　　［参引文献］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李先念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6页。

　　［6］《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页。

　　［7］《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8］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9］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10］吴冷西：《调整时期的中流砥柱：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

　　［11］《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

　　［12］《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13］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15］《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3页。

　　［1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211页。

　　［17］《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18］《介绍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9］《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29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