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以其特有的经历与地位、超人的学识与才华，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有过杰出的贡献，而且也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刘少奇的外交工作，范围十分广泛，内容非常丰富，现我们仅就其主要的活动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建国前夕刘少奇秘密访苏与斯大林会谈，不仅化解了中苏两党的历史恩怨，达成双方在新中国建国方略上的共识，而且争取到了苏方的巨大援助，为后来毛泽东访苏实现中苏结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受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主要成员有高岗和王稼祥）秘密访苏联，向斯大林及苏共中央通报中国革命的进程，商谈建立新中国的有关问题。在莫斯科，刘少奇先后同斯大林会晤6次， 书面致函两次[1]，并与苏联其他党政军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果。

　　第一，向斯大林通报了新中国建国的大政方针，得到了斯大林的充分肯定和赞许。刘少奇向斯大林详细汇报了中国国内战争形势、今后任务、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外交原则、毛泽东访苏等问题。对刘少奇的介绍，斯大林十分满意，在其书面报告上批注：“对”；认为，“写得十分清楚”、“明确”，他们看了“没有问题”[2]。对于刘少奇提出的由于新中国建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的要求[3]，斯大林也作了一俟新中国建立苏联即予以承认的承诺[4]。

　　第二，就事关双方今后平等关系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相互间的信任与理解。当时涉及到的主要有两个具体问题：一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在1945年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何处理；二是怎样对待原苏联在中国的情报人员。对前者，刘少奇提出了三种处理办法：承袭旧约、维持现状以后修改、立即改订新约，并委婉地表示中国人民群众有人对旧约有些不满[5]。对于三种方案，斯大林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建议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但仍再次表示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并解释说：“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6]后来毛泽东访苏，经与斯大林会商，决定以第三种方案确定中苏结盟关系。关于第二个问题，刘少奇的意见十分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需要知道中国哪些方面的情况，可以告诉我们，由我们党中央提供这一方面的情况。再继续经过苏联在中国的情报人员提供情报，则恐引起一些复杂化的情况。”结果，斯大林同意了刘少奇提出的意见[7]。

　　第三，具体商谈和落实了苏联的对华援助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包括：一，提供3亿美元贷款；二，派遣经济、军事技术专家；三，提供40 架歼击机帮助解放新疆；四，帮助建立舰队、海防和海军学校；五，派遣专家或提供扫雷艇帮助清除敌军布留的水雷；六，帮助建立一所培养建设人才和管理干部的大学；七，提供电影技术帮助等[8]。由于在对华援助问题上两党此前已有过磋商，加上刘少奇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8月14日刘少奇等回国时，第一批220多名苏联专家已同车前来中国[9]。

　　第四，化解了历史隔阂，增进了中苏两党的友谊，为建国后两党关系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会谈中，刘少奇卑亢有度地陈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曾经给予中国革命的干扰的不满，同时表示，虽然共产国际不存在了，但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仍认为“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10]。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态度十分高兴，但不同意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的说法，他说：“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强制别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执行我们的意见。”“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建议。”[11]斯大林高度赞扬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并坦诚致歉：“我们是不是扰乱和妨害了你们呢？”“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12]斯大林还进一步表示：“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13]

　　派刘少奇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采取的重大外交步骤。这次访问成功，为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始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的蜜月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