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外部条件怎样艰苦，刘少奇同志对革命队伍的思想教育，一直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创办的抗大第五分校和中共华中局党校，就是在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的重重困难中进行的。后来的历史证明，在那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刘少奇同志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为党和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并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2月20日，刘少奇向中央建议，在华中应立即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或新四军干部学校，吸收投奔新四军的大批青年学生学习。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在刘少奇的指导下，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新四军皖东干部学校等，在盐城合并组建抗大第五分校(这个分校是新四军抗大总校)，校址设在海陆中学。刘少奇兼任政委，陈毅兼任校长，张云逸任副校长，谢祥钧任教育长。分校编为5个大队和1个机炮连，全校干工、学员共3000多人。组建当日，在海陆中学大操场上举行了分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开学典礼，刘少奇出席了大会并讲话。他说:抗日军政大学是为部队培养骨干的，你们都是各部队选送的优秀干部和老战士，毕业后就是一名大学生了，就是部队的基层领导和骨干了，你们学习很重要，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尽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
5个大队的学习重点各有不同，一、二大队为军事队，三大队为政治队，四、五大队是为部队培养文化、宣传、文艺骨干的队。刘少奇在抗大五分校上分别为学员作了3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并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小组，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星期六早上，大队一般都要进行会操，有时全校组织会操，刘少奇经常参加，有时还亲自进行讲评。
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刘少奇来到操场向抗大学员宣告这个消息，并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形势，明确了抗大的方针，勉励大家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刻苦学习政治军事，将来分赴各个岗位能挑起革命的重担。他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是同敌人打仗的战斗队，而且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队，要做到拿起枪杆能上战场，拿起笔杆能写文章，拿起书本能上课堂，拿起锄头能种庄稼。敌人可能要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学习，我们就更要意志坚定，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这坚强有力的话语，让学员精神振奋。刘少奇动员全体学员做好战斗准备，等待中央指示，打到皖南去，营救军部的同志。
抗大的生活异常艰苦，刘少奇和学员过着一样的生活，穿一件深灰色的旧棉布短大衣，经常同陈毅等领导来到学生宿舍，问寒问暖，促膝谈心。皖南事变后，盐城一度作为新四军的军部和抗大五分校所在地，曾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这给抗大学员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为了躲开敌人飞机的袭击，校部干脆给每人发一张小板凳，白天跑到城外的乱坟堆里上课。当时刘少奇给学员讲授党的性质和任务，与学员一起来到野外。数九严寒，刘少奇衣着单薄，站在刺骨的寒风中讲课，音调是那么坚定有力，神态是那么镇定自若，使学员很受感动和鼓舞。
1941年1月11日，北风怒吼，寒冷异常，日寇突然出动了15架飞机，对盐城进行狂轰滥炸，抗大宿舍成了一堆瓦砾。当天晚上，校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政治动员。他气愤地说: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制造皖南事变，打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帮了鬼子的忙。盐城是新四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将成为敌人的主要袭击目标。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立足于打；另一方面，又要争取和平，争取团结，一致对外。会场上群情激愤，热血沸腾。
皖南事变后，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党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方面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方面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底，重建新四军军部大会在海陆中学大礼堂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刘少奇宣读了中央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兼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饶漱石为副政委。新四军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原5个支队编为7个师，每个师辖3个旅。新四军各部主要来自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又长期分散作战，皖南事变使少数不坚定分子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八路军第五纵队中一部分干部和战士不愿放弃八路军的番号；还有些北方战士有乡土观念，对到南方作战闹情绪。为了统一思想，刘少奇把连以上干部集中起来学习了两个星期，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还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教材发给大家。
1941年4月下旬，刘少奇提议在盐城创办华中局党校，着重培训华中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以上的干部，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刘少奇亲自兼任校长，彭康兼任副校长，温仰春任教育长。党校设两个队，第一队的学员为团、县以上干部，第二队的学员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刘少奇明确指示，党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根据这个办学方针，党校设置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为此，刘少奇常到党校授课，主要讲授党史、形势、战略策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
随着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特别在总结皖南事变经验教训中，有些地区和部门产生了一些偏向。1941年7月2日至3日，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连续作了两天讲演，全面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他明确地提出党内斗争的性质“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进行的，没有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那些传统和习惯，但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往往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常常使我们党内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他指出党内思想斗争应该适当开展的原则，深有感触地说:“同志们首先要了解: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这篇演讲稿传到延安后，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亲自写了编者按，指出:“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时期，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在党的建设理论中，像刘少奇这样全面系统地集中论述党内斗争的问题还是第一次。
7月，日军向盐城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同日军“兜圈子”中转移到阜宁县。华中局党校也随着迁到阜宁县西南的偏僻水乡汪朱集。10月，第二期培训班开学，这期学员仍是军队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共200多人。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了解学员的思想和学习状况，刘少奇索性搬到党校，和学员在群众家里同吃同住，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刘少奇经常通宵达旦地备课，虽然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讲课。刘少奇没有其他个人爱好，只保持着每天上下午在街上散步的习惯，其余时间都在紧张地工作。
据当时担任华中局党校教育长的温仰春回忆:刘少奇每夜都把彭康、傅秋涛以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召去汇报讨论情况，根据情况，再作补充报告和问题解答。夜晚，菜油灯光若明若暗，而刘少奇的脸上却是神采奕奕，他不时把汇报的情况写在本子上，又不时地微微抬起头来以商榷的口气说些极为精辟的见解。
在这一个月中，刘少奇先后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战争和战略问题》、《人为什么犯错误》、《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和《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近20个课题。特别是在11月间所作的《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作了深刻阐述。
他的报告深受学员和干部的欢迎，不仅党校学员听，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的干部也都去听。“那时的党校，没有课堂，没有礼堂，更没有扩音设备。刘少奇授课时，新搭成的大草棚里坐满了学员，各地来的负责同志只能坐在草棚外边场子上，场子上也坐得满满的。”这些报告还在《江淮日报》和党内刊物《真理》上刊登，对普遍提高华中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促进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