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他的调查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进行调查、如何进行调查、怎样才能通过调查得到真实的社情民意而不是虚假的资料信息，至今仍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性。尤其是他当年为了揭露、批评和制止“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 ）而说的那些切中时弊、发人深省的话语，同样是我们现在兴利除弊、端正党风的警钟和明镜。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内忧外患，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非常时期。以全国粮食总产量为例，1959年比 1958年减产600亿斤，1960年又比 1959年减产530亿斤，1961年仍比1959年减产450亿斤。从1959年 2月以后，忍饥挨饿的人就逐渐多了起来，并开始发生患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到 1959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粮食可以周转调运。有的省 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竟高达18‰。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总结了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 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1961年3月23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第一书记，必须纠正那种满足于看报告、听汇报，以感想代替政策的作风。
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他带头深入基层，在1960年就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江西、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市调查研究；1961年3月中旬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以后，从4月2日至5月15日又到湖南省进行了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
刘少奇刚到省城长沙市，就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我们这次下乡搞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随行的工作人员要到县上去“打前站”或者给县委提前通电话“打招呼”，也都被刘少奇制止了。他说：你们不要帮倒忙。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
然而，“五风”不仅泛滥成灾，而且积重难返，甚至在一些干部中恶化成为一种习惯势力，使群众没有机会讲真话，也不敢当面讲真话，只能在背后发牢骚。例如，在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自以为是，瞒上压下；事先召开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群众嘴巴；自己对刘少奇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掩饰全大队一千多人中有一百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还隔着窗户大声奚落和叫骂刘少奇：“刘胡子，你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你……”
面对这种以假乱真、真假难辨的场景，刘少奇忧心如焚：我在自己的家乡要了解一点真实情况，竟然也这样难！这正常吗？到底是怎么啦？他主动找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谈心，开导她正确对待荣誉，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勇于改正错误，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刘少奇对基层干部们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在有一股风气，一切从上级的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请大家对我一定要讲真话！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如果不顾群众的疾苦和饥饱，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只是靠命令来维持的。如果群众对共产党失去希望，那是很危险的！
刘少奇懂得，谎言不能凭借权力就变成真理，假象也不能通过包装就变成事实；如果情况不清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或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甚至惊世骇俗的行动。
他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铺了稻草的木板床；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他又住在大队部，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 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一个10岁的学生，经常饿肚皮。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连累带饿变瘦了。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能够吃一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又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民兵们“破案”以后，说这是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把他挂牌游乡坐牢房，并要对班主任和校长进行严肃处理。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他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并笑着把他拉到身边问：“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刘少奇听罢，苦涩地笑了起来，并对周围工作人员说：“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蔽掩的真话了！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老百姓懂得“真佛面前不烧假香，真人面前不说假话”的道理，目睹耳闻刘少奇这样真心实意地访贫问苦、自律自责、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言谈举动和公仆情怀，只有掏出藏在心窝里的真话来回报自己的“平民主席”和刘九（刘少奇的乳名）。老农们告诉他：“去年（1960年）粮食减产，天灾有一点，但只有三分，塘里还有半塘水；七分是人祸，‘五风’都是人刮起来的祸害，就是那七分人祸！”老农们还对刘少奇说：“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自古忠言多逆耳，从来阿谀无诚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晴天霹雳、振聋发聩的实话，使刘少奇陷入了深刻而沉痛的内疚和思考。
刘少奇回到北京以后，以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事实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坦诚地直言不讳。他说：有的同志敢讲困难，敢讲天灾，就是不敢讲人祸，不敢讲错误，更不敢承认中央有错误。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各地情况不一样，更要实事求是，由群众去评价。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即使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党。我们应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刘少奇还说：“我们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对于由自己主持起草、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 （ 第一，成绩和缺点“三七开”，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第二，困难的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也都分别在大会或分组会议上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努力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
观今思昔，温故知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求真务实，反对弄虚作假，不仅是我们党八十多年来经验教训的结晶，更是当今人民大众的呼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