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各国转向以经济发展为目标。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更多地关注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在内的新的综合安全思想：

（一）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优先发展经济

1981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强调“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如果当前老是强调战争马上打起来，使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4］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2］（p．233）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须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1981年11月13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时说：“现在我们说，除了国际风云发生激烈变化，例如发生战争之外，我们始终要一心一意搞建设。”［3］（p．784）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1］（pp．416～417）

中国的安全归根结底是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认为：“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2］（p．105）邓小平还分析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教训：“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2］（p．354）所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2］（pp．371，356）

（二）与苏联进行安全对话，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驻兵100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样，苏联从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威胁。邓小平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吗？苏联必须减少中苏边境的军队”。［5］1982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发出了缓和对华关系的信号。3月25日，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可以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的形式表态；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于千里之外。［6］1982年夏天，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负责人研究中苏关系问题。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解决“三大障碍”，即苏联从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3］（p．835）8月，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受邓小平的派遣，前往苏联传递信息，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并希望双方应该在这方面开始做些实际事情。中方建议，中苏可以就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磋商。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政府派出特使，就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进行了长达6年一共12轮的磋商。［7］为了改善中苏关系，1985年，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说：请你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3］（pp．1085～1086）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再次表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2］（pp．167～168）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并同邓小平会晤，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2］（p．292）从此，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邓小平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