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在内政与外交事务中的各种相关活动的综合反映，而国家政治利益则主要“表现为居国家统治地位的阶级谋求巩固、完善和发展有利于本阶级统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力求在世界范围扩大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理论、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1]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利益会包括很多方面，但毫无疑问，在冷战格局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试图争取与维护的国家政治利益主要是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获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建设睦邻友好的对外关系、建立适合国民心理需求的政治制度等方面来谋求的。

一

毛泽东国家政治利益观的主要内容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已经很难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因为新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与建国初期相比较已经明显地今非昔比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如何争取与维护好国内各民族的安定团结局面，如何扩大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空间，如何妥善处理与保持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如何建立与巩固好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的新社会制度都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件事关新中国政治利益的既刻不容缓而又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和大事件。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如果得不到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对新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国际社会的承认，那么，新中国最起码的政治利益必将无从谈起。

1、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促进国内政治稳定地发展

一个社会稳定与否关键是看它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是否会合民心、顺民意。国民党统治时期之所以会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几乎举国一致的反对和抵制，就是因为它的政策措施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背道而驰的。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带领全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消灭人剥削人与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最大己任，从而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拥护与爱戴，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由民主革命时期的地方党和革命党的地位变为和平建设时期的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全国性的执政党，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再像民主革命时期一样，通过自身优良的作风、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良好的政府形象来获得民心，已成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能否得到稳定发展的前提保证。为此，在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坚强有力的措施，以求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促进国内政治稳定的发展。

首先，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政权。政权是实现社会稳定的组织保证，毛泽东始终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和即将结束，新政权的建立和健全就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对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有关委员会的主任以及20几个部的部长和相关院、署、行等机构的行政长官进行了任命。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建国第1年，全国的行政区划为：28个省（不包括台湾）、13个直辖市、8个省级行署区、1个自治区（蒙古）、1个地方（西藏）、1个地区（昌都）。已建立1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东北），4个军政委员会，28个省人民政府，1个自治区人民政府，8个行政公署，1个地区公署，12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属的市人民政府，67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及2087个县人民政府、几十万个乡人民政府。^[2]这些新政权的建立为随后开展的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基础。

其次，进行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树立良好的新社会形象。建国初期，面对新旧社会制度变革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心理和行为方式变化的契机，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措施，才能使人们摆脱旧社会的影响，并不断适应和推动新社会的向前发展。为此，新中国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三反”和“五反”运动、封闭妓院、禁止吸毒贩毒、严打黑社会势力、改革婚姻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等一系列活动，不仅树立了新中国良好的社会形象，而且也使全体国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对于由此取得的良好社会效果，莫里斯·梅斯纳在其专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曾给予了客观的积极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民在现代的大部分时期和大部分地区受掠夺成性的军阀军队、外国侵略者和占领者以及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官僚和军阀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种可行的全国性政治秩序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机构，显然是最紧迫的首要任务。第一次在一个新世界中提供政治秩序、安全和诚实政府，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同时，也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成就。大多数革命之后都出现长期的政治动荡、混乱、暴动，甚至军阀混战……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未引起政治混乱，反而解决了过去日趋严重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混乱。孙中山曾经称之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被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3]“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执政者们……迅速地把四分五裂的古老中华帝国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并且给它的多民族的众多人口逐渐灌输了关于民族统一和社会目标的强烈观念。被长期拖延了的土地革命，随着土地改革运动于1952年结束而告完成，最终从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古老的绅士地主阶级，并且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从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的传统方式中解放出来。国家领土的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和全国市场的建立，以及农村中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废除，又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4]

再次，提出两类矛盾学说，为促进国内政治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人们对新社会的美好愿望，有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也有许多人不愿意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毛泽东认为，虽然“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5]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也就意味着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也不一样。如果采取不承认矛盾的态度或者把矛盾的性质搞错了，就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不仅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还会使矛盾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样政治稳定的局面就难以维持。在“文革”期间，正是由于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混淆在了一起，甚至弄反了，才导致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出现，阶级矛盾也空前恶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才把“文革”称为“动乱”和“灾难”。这也从反面说明：要想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地发展，就必须要把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今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后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与政策符合这样的主题，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会顺利发展；但是如果什么时候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与政策偏离了这样的主题，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甚或失败，而且国家利益的争取与维护也会因偏离正确的轨道而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2、争取国际承认和致力于国际地位的提高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政权的诞生，新政权能否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对其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他在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原则时，基于国际承认可能性的考虑，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6]之后，新中国按照这一原则，首先把争取外交承认的突破口放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上。毛泽东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有相一致的地方，因此，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上。果不出其然，新中国一宣告成立，不仅立即得到了苏联和其它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回应和承认，而且“英国在1950年初也照此办理。新中国成功地登上了世界舞台”。^[7]这对新中国是极大的支持与鼓舞，也免于使新中国出现被孤立的尴尬境地。其次，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对新中国采取敌视的态度，1949年10月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务院发出指示：“我们不要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8]其言外之意路人皆知。所以，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承认新中国，而且一有机会还会时时处处为难新中国或者与新中国为敌。这样，毛泽东就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常常告诫人民谨防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破坏与捣乱，并随时做好与之斗争的准备。但是，毛泽东明白，如果新中国只把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空间放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上，就会使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受到限制。基于此，毛泽东在争取亚非拉和欧洲一部分国家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

其实，在争取国际承认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只有采取正确的策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首先，新中国必须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问题不能表现出过于紧迫的心情，以免被敌视新中国的国家所利用，造成被动的局面。

其一，对新中国的拒不承认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本性使其然也，特别是美国的蛮横态度。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9]毛泽东对美国的这种霸道行经十分不满。他不无愤慨地指出，美国欺侮新中国，不承认新中国，说新中国不算一个国家。新中国承认它，它倒不承认新中国。对此，毛泽东一方面认为，由于现在的新中国是弱国而不是强国，因为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所以，人家看我们不起，况且美国手里还有一个原子弹的大东西，我们则连一个小的都没有。因此，在争取获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和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就不必太急。但另一方面他又坚信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迟早都会承认新中国的。不过，“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10]

其二，新中国如果急于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就有可能陷入某些国家有意设定的“两个中国”的圈套。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败逃台湾，但却依然窃据着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合法地位。对此，毛泽东认为，六亿中国人民的代表不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而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新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新中国，很显然这是不妥当的。鉴于此，毛泽东坚持认为，“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11]因为“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它们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清理内部。”他还批评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并要求新中国政府不要同它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同它建立半正式的外交关系，且同它采取若即若离的方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表明：在参加国际组织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12]

其次，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赢得这些国家的拥护和信任，从而为最终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奠定坚实的基础。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为了赢得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广泛的国际认同，除了要对两个搞霸权的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外，还要积极主动地以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手段，来争得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对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大国会议是跟它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又是一条腿。两条腿可以站起来，走路就好走。少了一条腿就不好，就不能走路了。”^[13]据此，新中国一直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也把还没有独立和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并在国力有限的前提下给予了这些国家以极大的物质增援和道义支持，从而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新中国与美国在1972年展开和平外交谈判之前，承认新中国合法地位的国家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主要的就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在支持新中国恢复加入联合国合法地位的问题上更是发挥了其它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正因为如此，1972年10月25日晚，当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进行表决的提案结果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显示出来的时候，毛泽东深感欣慰。在此前后，他曾经感慨万千地指出过：“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14]

毛泽东说这番话是出于真心的感慨，也是他一直致力于获得国际承认和国际地位提高艰难历程的一种真实写照。正是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才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步步迈向了走向世界大舞台的成功之路。在当时世界上拥有主权地位的国家中（其中从1945年10月联合国成立到1976年9月止共有联合国成员国140个），新中国从1949年10月成立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共与111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由此足见毛泽东当时于此问题上决策的科学预见性和正确性。

二

政治利益虽然不是国家利益中的决定性因素，但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利益之一。所以，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对此不敢漠然置之，尤其是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之中的冷战时期更是如此。毛泽东认为对于新中国政治利益的争取与维护只有通过对外和对内的两条途径来实现，也即在对外关系问题上要把努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外交战略的首要位置之上，对内要把创设国民认同的政治制度作为新中国实施国家利益战略的首选目标。惟有这样，国家的政治利益才有实现的可能和保证。

1、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而又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政治制度

在政治学中来看，制度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它一方面对国家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国家软国力的重要体现。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不仅获得本国公民的拥护，而且还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进而仿效，那么，这种制度就会产生出一种力量，一种关于理想社会模式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和竟争力。它不仅将有效地以无形的力量降低外来威胁构成的国家安全压力，而且还能在这一过程中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一种整体性的国家凝聚力，一种全民族整体向上的民族精神。这是维护一个国家安全的根本力量。”^[15]

毛泽东由于亲自参加并直接领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深知旧政府是怎样灭亡的和新政府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道理。因此，就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毛泽东就为新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而进行着战略上的思考。由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存在着在中国复辟的意念与企图。这样首先选择一种既能保证国家新政权的稳固，又能充分体现出民意的政治制度就成为他的当务之急。在他看来，“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16]而这样社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就离不开优越的国体、政体和其它相关制度的制定与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国体或叫国家性质，即指由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等在国家中的地位所反映出来的国家的一种根本属性。决定国体的因素通常主要有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和国家国民的精神文明状况等因素。综观各国国体概况，可以看出，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对国体的表示方式并不一致。大体上来说，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以“主权在民”或“全民国家”等超越阶级的字眼来规定国体，借以否定国家的阶级本质，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公开表明国家的阶级本质，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对其实行的国体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表述：“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7]这就是我们的国体。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在新中国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国体？它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它的实行对随之要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有哪些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国家政治利益观时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国体理论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其一，人民民主专政是新中国的国体。毛泽东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革命的历史决定了革命胜利后的国体，既不可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而必须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型国家政权。在这个政权中，不同的阶级处于不同的地位。工人阶级应该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同时，这个政权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农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此外，这样的人民民主政权还应该包括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过，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两面性，所以他们可以参加政权，但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主要地位。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关系，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其二，国体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权组织形式来体现。毛泽东认为，最适合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国家在普选制的基础上产生人民代表并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然后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由于实行这样的政体可以保证中国人民从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主人，因此，它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其三，多党合作制度是新中国国体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和合作，实行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这一点，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还存在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由于代表的方面不同，能够对社会中各种差异、利益和矛盾起到调节作用；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需要来自党外和权力之外的批评和监督，“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18]其四，新中国国体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毛泽东根据我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确定为国家政权中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他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坚持民族平等政策，从而达到巩固民族团结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都到了需要真正实施的重要阶段。于是，1952年8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19]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总纲第三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20]这样就用宪法的形式正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国体之内的一项根本制度确立了下来。

由这些可以看出，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理论和实践模式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它是一种向着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形式”。^[21]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抗御国外敌对势力的侵略和颠覆活动，打击国内的各种犯罪分子，保卫国家的安全和社会主义成果，保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有必要继续运用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理论，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保证改革开放和“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22]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在国际风云变化莫测的今天，毛泽东为我国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正因为我党民族区域自治制的正确实施，所以当苏东演变、世界民族分裂浪潮肆虐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并没有出现多米诺式骨牌效应。这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胜利。诚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中国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好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没有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国’。”^[23]可见，这种形式的国体、政体、多党合作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过几十年时间的运行和检验，不仅成为我国立国建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且也成为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社会安全、有序和稳定运行的必备政治基础。

2、努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受到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影响显得比较复杂，但从总体上来说，“在冷战时期，除了苏联这个北方邻国之外，美国也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十分特殊的周边国家，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核心内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好坏、敌友关系的变化，同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发展状况有着很大的关系……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与中国的国内政治等因素密不可分”。^[24]面对冷战的局面，毛泽东在其不同阶段，对处理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不尽相同的阶段性特征。如在50年代，由于与苏联之间的比较亲密国家关系，新中国同苏联的政治盟国蒙古、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就比较友好。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此期间于中国周边地区构筑起的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新中国与美国及其政治盟国的泰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关系则比较对立。这样，在这一时期，为了打破美国军事包围圈对新中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同时也为了拓宽新中国的活动空间，毛泽东以首先搞好与处于美苏之外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尼、柬埔寨、尼泊尔、锡兰、阿富汗、巴基斯坦（50年代前期）等国家的关系为突破口，积极进行了种种努力。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策略原则，以积极谋求与这些周边国家建立起友好和谐的睦邻关系，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第一，以中国同近邻国家的相同历史命运和任务为切入点，为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寻求支撑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把自己的战略眼光投放在如何正确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上。他在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家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中都认为，中国同这些国家一样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都有过一段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25]的历史。与此同时，中国同周边的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化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因此中国同这些国家一样都需要和平环境，都需要朋友。虽然“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26]由此中国同这些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独立与尊严、发展本国经济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点和共同语言，这是新中国能够与周边国家搞好睦邻友好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二，尽管新中国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与周边国家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妨害互相之间的尊重、友谊和互利。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同周边国家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地建立外交关系。在他看来，在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上，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同时，他还认为，“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我们要使这些国家每年都能看到进步。我们要互相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我们各有各的困难问题，经过互相帮助，争取解决这些难题。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例如，中国同印度之间过去有一个西藏问题，中国同缅甸之间有华侨问题和国界问题，中国同印尼之间也有华侨问题。对于那些同我们关系不大好的国家，我们也要采取具体步骤来解决一些问题。就是像泰国、菲律宾那样的国家，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只要有可能，就争取搞好同它们的关系。”^[27]

第三，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实行“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的基本策略。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周边的不少国家都存在有华侨问题，这曾经引起过一些国家的怀疑和误解。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经常嘱咐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既然在居留国生活，就要守法，不应该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我们常常做这种教育工作，叫华侨守法，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华侨多的国家，这一关系更要搞好，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怀疑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各国可能有非法政治活动或是革命，但那是本国自己的事，华侨不应该参加。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28]以此来消除这些国家对中国华侨问题的顾虑。他在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的一次谈话中更坦率地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他指出：“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国的利益服务。当然，也可能有些华侨做了些不利于印尼利益的事，但是这和中国政府是毫无关系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和印尼政府应该很好地合作，对他们进行教育。对华侨包括华侨商人的正当利益应该加以保护，但是对那些不法的、欺骗和敲诈人民的奸商则应该加以惩罚。”^[29]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中国政府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别国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另一方面，尽力解决好同邻国的边界问题。“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30]据此，新中国政府同一些邻国经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在20世纪的60年代公平合理地解决了部分边界问题。如1960年10月1日同缅甸签订《中缅边界条约》；1961年10月5日同尼泊尔签订《中尼边界条约》；1962年12月26日同蒙古签订了《中蒙边界条约》；1963年3月2日同巴基斯坦签订了《中巴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协定》；1963年11月22日同阿富汗签订了《中国阿富汗边界条约》等。

第四，用新中国的实际行动向周边国家的领导人证明：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不会影响和威胁到其它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反而还会同周边国家一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巩固真诚合作的关系，同时也将会为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针对个别国家对新中国会不会侵略他们的顾虑，毛泽东认为：

其一，中国不具有侵略邻国的可能性。他指出：“中国国家大，事情多，连管自己都管不过来，怎么还会想到去侵略别人呢? 我们人口虽多，但是可以依靠自己满足人民的吃、穿。”^[31]他还在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的谈话时对美国等国家散布的中国是个侵略者的谎言进行了批驳，即“我们同印度吵了一年架，但还是朋友。朋友吵架是常有的，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都吵架。我们同你们，同缅甸、锡兰、柬埔寨没吵过。真正同我们吵得厉害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它占着我们的台湾，还封我们一个‘侵略者’的称号，那我们也封它一个侵略者。我们从没有侵占过美国一寸土地，檀香山和中国还隔着中途岛，日本我们也没有去侵占过，而美国却侵占着我们的台湾。我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成了侵略者？”^[32]

其二，中国会不会发生侵略邻国之事，需要邻国仔细观察，因为事实终究是要胜过雄辩的。他在同泰国代表庵蓬等人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会不会侵略你们？你们可以看，看他十年八年。中国尊重不尊重你们，是不是把你们当做兄弟看待，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楚了。还有一点，我们究竟讲不讲道理，你们也看吧。有人说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不讲信义的，不好惹的，过去闹过别扭，就不好做朋友了，你们也可以看吧！美国同我们的别扭闹得最大，我们都还想同美国做朋友，就是美国它不干。我们想干，它不干，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吧。”^[33]

其三，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国内建设的水平和程度。中国会在十分珍惜同周边国家和平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最基本的看法就是：“中国是一个正在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谁要打仗，就反对他。”^[34]这说明新中国在十分看重和平环境机会的基础之上正欲致力于国内建设事业的决心与志向。

由于这样的基本思路和理念，在20世纪的50年代，新中国与周边的大部分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比较良性互动的状态之中。但是，到了60年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之内，由于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交恶，与美国的关系也仍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再加上“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曾提出过‘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等激进的政治口号，并且对一些邻国采取了‘斗字当头’的做法。这导致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关系比较紧张，甚至同一些友好的或者中立的周边国家关系恶化或者后退。”^[35]这样，不仅使原来一些正确的思想没有能够始终一贯地贯彻下去，也使新中国在“文革”期间在处理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问题时留下了不少的教训，这些都需要我国在处理今天的国家关系问题时认真加以注意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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