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提出，党校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要认真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是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里，需要对所谓“路线斗争”作点说明。毛泽东习惯用路线斗争来讲中共党史。他认为，中共自创建以来，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第九次路线斗争就是“文革”开始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第十次路线斗争就是反林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就顺理成章地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以，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实际就是要总结十年“文革”的经验。如何落实呢？胡耀邦让党史和党建教研室拟出总结这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教学方案。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审议党史和党建教研室拟出的教学方案。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多次讲话。他的话简要而精辟。下面是依据会议记录整理的胡耀邦的讲话。
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方案是抄人家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文件要立即收回，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走漏出去怎么办？
中央文件怎么选？不能贴标签。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错了就是错了嘛，部分错了就是部分错了，全错了就是全错。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反面材料光看文件不行，林彪、“四人帮”还有许多没有形成文件的，还要看实践嘛。林彪、“四人帮”对党的破坏，你们应听到一些嘛？内蒙古27万党员，打成“内人党”的35万，打死、重伤5万，把我们党破坏成什么样子！还有工、农各业的破坏，时间越久，越看到“四人帮”给党、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深重，把党分裂了，群众分裂了，民族分裂了。肃清他们的流毒，需要花多少力量，多少时间！最近好多单位开控诉会，批判会，北大，清华，七机部，体委……听说人民日报社批得好。“四人帮”派太上皇，搞特务，这些事都惊心动魄，清算这些人先根据大量事实，文件只是一小部分。听说林业部揭盖子，宋××去年粮食多报30亿斤，只有305亿报了335亿。去年全国粮产5800亿斤，能相信吗？所以明年还要困难。去年我只相信5500亿斤，每人有600斤原粮不错了。假定明年搞6100亿斤还不能算大增产，因为去年浮夸了，还得补去年的。我们能这样讲党史？还讲十三年大丰收，还能讲假话吗？不讲事实？过去讲林彪反对江青，打击江青，还能这样讲吗？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你们的稿子不能用，要收回销毁。怎么讲，同志们议论。
这都是抄来的，可以原谅。要是独立思考出来的，就很严重。批林运动没批下去，是否伟大胜利？过去的提法灌了一脑子，要严格审查。
“四人帮”夺权就是打击党，打击老干部，大批判，批来批去还不是批老干部，批来批去就是批毛主席革命路线，把毛主席路线当×××的路线批了，这是最大的颠倒？所以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主席说三七开就是算了大账嘛！我们要在这个大账下具体算，文件还要以全国性的为主。
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
引证过去的文件要注意，要用现在的观点分析。
方案要重新定，好多提法值得考虑。
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由吴江同志牵头，缪楚黄、周逸同志参加（缪楚黄，时任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周逸，女，时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下周到我处研究，文彬同志也参加。一个月搞出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提交这次党委会议讨论的教学方案，基本思路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创造，而是抄来的，是照抄当时的文件，所以胡耀邦说，可以原谅。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什么文件？主要是红头文件。谁的讲话？首先是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总结这十几年的历史，这些都不能作为依据。在当时，说这样的话，要有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啊！红头文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都不能作为依据，那么，该依据什么呢？胡耀邦明确讲，要看实践，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这就是实践标准。他排除了文件标准，更排除了最高领导人讲话标准（在“文革”中盛行的语录标准），就是将实践作为唯一标准。
根据我的研究，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最早明确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而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就在这次党委会上，就是这个讲话。
这个会议以后，吴江依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组织一些人起草了供中央党校学员学习讨论的文件，《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征集意见稿）》。这个文件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4月，胡耀邦将这个文件发给全校八百学员讨论。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的这个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
方案要重新定，好多提法值得考虑。
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由吴江同志牵头，缪楚黄、周逸同志参加（缪楚黄，时任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周逸，女，时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下周到我处研究，文彬同志也参加。一个月搞出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提交这次党委会议讨论的教学方案，基本思路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创造，而是抄来的，是照抄当时的文件，所以胡耀邦说，可以原谅。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什么文件？主要是红头文件。谁的讲话？首先是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总结这十几年的历史，这些都不能作为依据。在当时，说这样的话，要有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啊！红头文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都不能作为依据，那么，该依据什么呢？胡耀邦明确讲，要看实践，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这就是实践标准。他排除了文件标准，更排除了最高领导人讲话标准（在“文革”中盛行的语录标准），就是将实践作为唯一标准。
根据我的研究，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最早明确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而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就在这次党委会上，就是这个讲话。
这个会议以后，吴江依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组织一些人起草了供中央党校学员学习讨论的文件，《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征集意见稿）》。这个文件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4月，胡耀邦将这个文件发给全校八百学员讨论。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的这个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