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数年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内部刊物《五音》上曾发表过一位学生写的文章，比较费孝通和罗伯特·默顿。文章的大意是两位著名教授同庚，又都很有名，但是他们的人生际遇不同，使得他们在社会学理论上的建树也有不同。那位学生很是崇拜费先生，为费先生在年富力强之时未能从事社会学、贻误了学术生命而惋惜。这和“钱学森之问”是同一个问题。本文不去讨论体制等因素对费先生学术成就的影响，而是想通过费先生的活动来看看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说的最多的话：“我还有10块钱”

　　改革开放恢复社会学以后，费先生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记得他那句话：“我还有10块钱。”这里所说的“10块钱”不是指人民币，更不是美元，而是指时间。费先生受命领军恢复重建我国社会学时已近70高龄。面对中断了27年的社会学，面对白发苍苍的“旧部”，除了积极工作之外，只有寄希望于年轻人。于是他亲自奔波、设计，请学者、办培训，用超常规的办法培养人才。　　“南开班”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在南开班上，他亲自给我们讲课，开会、鼓励自然是少不了的。每一次，他都少不了那句“我还有10块钱”。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老了，还能干10年。一是表示自己会积极努力夺回失去的时间，促进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二是督促学生加倍努力。后来，他在北京大学给学生讲课时，还是讲他的“钱”，但已经不是说“10块钱”了，而是换成“我手里的钱不多了”。“冯唐易老”这句他总爱引用的话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对自己处境的感慨，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他没有丝毫的消极情绪。对于他的学生们来说，费先生手里这“10块钱”已经成为他们的“奋蹄之鞭”。正是老一代社会学家与年轻一代强烈的为社会学学科献身的精神和努力，使得我国社会学学科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

　　学生最喜欢读的书：《乡土中国》

　　现在国内各社会学系在选拔优秀学生时总要问学生读过什么社会学原著，大概回答频率最高的是《乡土中国》。确实，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圣经》。记得我们最初进入社会学时，社会学的著作很少。在“南开班”上，当时我国健在的老一辈社会学家几乎都前来讲课，而且请来了彼得·布劳系统讲授“社会学理论”，请林南老师来讲“社会研究方法”，使我们大开眼界。但是大家能够看到的社会学专著很少。那时翻译外文专著不像现在这么快，所以大家就去图书馆搜集旧书来读。我记得我们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也是如此，我们用当时的打字机打印、油印的第一本书就是《乡土中国》，读起来真有味道，而且百读不厌。无论是文字之优美，还是意义之深刻，都足以折服所有研究中国的社会学者。费先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早期著作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所议论的“文字下乡”、“长老政治”、“无讼”、“男女有别”、“稳定的三角”等，反映了费先生学贯中西的深厚功底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勇气。他是中国社会学的天才，将我国社会学的理论推向高峰。后来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被迫中断，费先生的社会学理论建设工作也被迫停下来。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那位学生的疑问和惆怅，我们不也曾经有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