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讳言，“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的文章突出强调了“中华民族意识”问题，但是为此而求取美国等国家的所谓国家民族建构的“国际经验”，脱离国情实际地进行“国际比较”，用以证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误”、构建中华民族的“缺失”，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在“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的心目中，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开展“民族识别”是学习“苏联模式”的“失误”之源。孰不知真正促成“民族识别”的本土学术资源并非来自苏联的影响，而主要是西学的知识体系。
自“中华民族”概念产生以后，中国思想理论界对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认知中国历史及其绕不过去的“夷夏之辨”
自20世纪初梁启超率先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以后，中国思想理论界对这一代表步入现代国家的民族性国民称谓经历了30多年的讨论，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认知中国的历史及其绕不过去的“夷夏之辨”。孙中山从“五族共和”思想到对“我们国内何止五族”的质疑，最终陷入了“宗族—国族”的民族主义困境。正因为如此，有关中华民族含义的探讨一直在继续。如1917年李大钊的“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一致”的“新中华民族”；1928年常乃悳的“中华民族非尽黄帝之子孙也”；1935年傅斯年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7年江应墚的“能对于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了认识，……方能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1938年杨松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代表境内各民族”；等等。在这场讨论中，当属1939年顾颉刚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最具代表性。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后大家应当留心使用这‘民族’二字。”他以此立论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
一是认为“中国本部”这个说法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而“五族共和”所指的“五大民族”，“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作茧自缚”。为此，他论述了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历史，认为秦统一即“生根发芽”了中华民族，而“秦人”、“汉人”、“唐人”之说都不准确，包括“汉人文化”亦然，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中华民族”既非同一血统、亦非同一文化，而是融血吸收而成，故应与“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这一名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是国人自己不小心将“人力造成”的“民族”（nation）与“自然造成”的“种族”（clan）合成了一个“民族”，认为“民是人民，族是种族”，以致出现了因语言、血统甚至宗教、文化因素而使“同国之中就有了许多民族出现”。加之“中国本部”、辛亥革命“排满”、“五族共和”的影响，导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伪满洲国”的“民族自决”，继而企图制造“伪大元国”、“伪回回国”，等等。如果国人不意识到这一点而在国内搞“什么民族”，无形中造成自古以来是一个的“中华民族”的解体，“那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特别是美国威尔逊倡导“民族自决”的世界性影响及其传入中国，更令顾颉刚痛心感叹——“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名假汝之名以行”！三是顾颉刚否认国内存在“五大民族和其他许多小民族”，而只有“三大文化集团”，即中国本土发生的文化（“各种各族”混合的文化、勉强加一个“汉文化”）集团，信仰伊斯兰教的文化集团，信仰藏传佛教的文化集团（蒙藏一家）。因此提醒“智识青年”报效国家要“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杜绝帝国主义的阴谋”，“对内没有什么民族，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这篇文章发表后，1939年5月1日，费孝通发表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这篇文章以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话语，首先对“中国本土”、“五大民族”的名词进行了语言学的名实之辨，在此基础上指出了顾文的不足。提出以下一些观点：
一是有关“民族”一词的含义。他指出：“在‘民族’之内部可以有语言，文化，宗教，血统之‘种族’的存在。”认为顾文所说的“民族”是指“国家”（state），而“民族”（nation）是指“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辈人民”。顾文所说的“种族”（clan）在社会人类学中是指“单系亲属团体，通常译为民族”。因此，不妨用“政治团体”、“言语团体”、“文化团体”甚至“体质团体”来讨论这个问题，即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改说为“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的政治团体是一个”；二是针对顾文强调历史性“大一统”的“政治团体”而否认存在“因文化，语言，体质不同而形成的团体”，认为“文化，语言，体质可以是人口分类的标准，也可以是社会分化的标志”。指出：“客观上的混合并不就等于主观上的统一。”既然顾文承认“各种各族”的“界限”，就不应回避“一个事实问题”——“客观上的类别就是主观上的分化”。因此，他认为：“谋政治的统一者在文化、语言、体质求混一”是不必要的甚至会“徒劳无功”。因为相同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也“不必是属于一个国家”，并举证了美国从英国独立；三是费孝通认为，“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的“界限”，而是要消除“民族间的政治上不平等”，不论其“根源是经济上的，文化上的，语言上的或体质上的，这不平等的事实总是会引创裂痕的”；四是针对顾文强调的“五大民族”这种帝国主义分化中国的“名词”说，提出“什么时候名词能够分化一个团体”的质问。他认为：“若是空洞的名词就能分化的团体，这团体本身一定有不健全的地方”。因此，他认为顾文反复强调慎用“民族”一词的说法“犯了巫术信仰的嫌疑”，指出“共谋国家的安全和强盛，绝不是取消了几个名词就能达到”，而应该去检查“客观事实”中，存在哪些因“‘各种各族’的界限有成为国家团结一致的障碍”？
费文发表之后，《益世报》随即刊出了顾颉刚的答复。顾颉刚十分谦虚地表示：他个人耕作的园地“是在高文典册之中”，这次“冒失地闯入社会人类学的区域”，“完全是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并长篇述说了立论之原委。其坦诚中的学者责任、走出“高文典册”的社会感悟，国难当头的危机意识，团结“各种各族”的热切企盼，跃然笔下，令人感佩。同时，顾颉刚也回应了费文的若干观点：
一是认为费文对自己文章立论做出“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影响到我们政治的统一”的理解，挠到了自己的“痒处”，但是并不全面。因为顾文还强调了“心理的统一”，也就是现下流行的“认同”之说；二是针对费文有关“名词”之辨的“客观事实”说，顾颉刚指出：正是由于“中国本部”、“五大民族”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所以他才写了关于废弃“中国本部”的用法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两文，若按照费文依据马林诺夫斯基的“名词说”，难道承认“中国本部”、“五大民族”是客观事实吗？由此进一步从中国郡县制、省制的历史脉络论证了东三省、新疆等问题。同时，就日本人制造“南满”、“北满”，英国人制造“内藏”、“外藏”等“名词”，乃至对“中国本部”内进行的“华北”、“华南”等划分之说，进行了帝国主义“分化”阴谋的论证；三是针对“五大民族”说，顾颉刚指出“帝国主义者不但要分割我们的土地，而且要分割我们的人民”，诸如外国人所说的“独立罗罗”之类。是故“我敢率直奉劝研究人类学和人种学的人，你们应当从实际去考定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族，不应当听了别人说中国有五大民族就随声附和”，云云。
“中华民族是一个”与“民族识别”的结合产生了“多元一体”，这是学界先辈留给我们的遗产
虽然顾、费两先生的直接争论未继续下去，但是由此引发的讨论却未中断且参加者众。若以今天的理路框架去理解顾、费两先生的上述争论，可以作出以下概括性的认知：
首先，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立论和论证，突出了“中国民族”的历史融合这一主题。“中国民族”没有像世界上其他古老民族那样消失，皆因“常有强壮的异族血液渗进去，使得这个已经衰老的民族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故“中国民族就永远在同化之中，永远在扩大范围之中，也就永远在长生不老之中”。顾颉刚承认在其著作中曾使用“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等，是基于“文化、语言、体质不同”，但是这些“民族”融为了一个“汉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虽然“汉人都说是黄帝的子孙”，但实际上这种“把许多国君拉到黄帝的系统下更是秦汉间人所伪造”。至于他行文中的“各种各族”，则指“部族”。这些“部族”历史的一部分已经同化融入了汉族，“即此同化未尽的也是日在同化的过程之中，将来交通方便，往来频繁以后，必有同化的一天”。一个民族中可以包含许多部族，这个“民族”不是“汉人”，而是“中华民族”。所以，从国家领土上要废除“中国本部”一词，中国也没有“五大民族”。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就是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层面的具有“政治的统一”、“心理的统一”的国家民族，他对现代“民族”（nation）的理解是正确的，即也不存在“汉族”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由此也使他成为（或许是最早）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去理解“民族自决”原则的学者，即“尚若团结了中华民族全体而向帝国主义搏斗，以求完全达到民族自决的境界，我们当然是大大的欢喜和钦佩”。在实践中，顾颉刚的愿望实现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就是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
其次，费孝通承认中国是由众多“民族”（nation）组成。他通过对美国、苏联都属于基于众多“文化、语言、体质不同”的“团体”而结成“政治的统一”，论证了国家安全、强盛之道并非是“文化、语言、体质求混一”的结果。这类团体存在着“客观上”、“局外人”的“他识”，“主观上”、“局内人自觉”的“自识”。因此，关键是要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意味”——“政治上的平等”及其所包含的“经济上”、“文化上”、“语言上”、“体质上”的平等问题。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费文所理解的“民族（nation）”是历史原初意义的具有“共同出身”的“团体”，即源自希腊语的“民族”（ethnos），而非现代民族，因为nation一词的字源学意义是指“出生”、“诞生”、“生殖”、“创始”和“产生”这类意思，是古希腊城邦国家的产物。在实践中，费孝通的观点也成为了现实，即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以及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策至今仍在努力解决的各民族真正平等的问题。因为费孝通的观点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致。
1939年12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主张和国家民族表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这也成为上世纪50年代开展识别构成“中华民族”之总称的“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理论前提。费孝通是参加“民族识别”的高端学者，他践行了顾颉刚对人类学民族学家的“率直奉劝”——“你们应当从实际去考定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族，不应当听了别人说中国有五大民族就随声附和”。结果证明，中国绝非“五大民族”而是56个民族。因此，费孝通是最有资格总结“民族识别”学术经验的权威。
费孝通在回顾民族识别工作时，特别论述了当时遵循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指示和学习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以指导民族识别实践的背景。不过，斯大林定义的“民族”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nation）。但是对费孝通来说，除了不拘泥斯大林“缺一不可”的几个“特征”外，当时他对nation的理解仍旧是ethnos，即那些“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辈人民”。他学习和依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目的不是为了去识别“中华民族”，而是为了去“考定”顾颉刚所说的那些“各种各族”之“部族”。因为，除了英国人马林诺夫斯基外，费孝通还有师从俄国学者史禄国的背景。他曾说“史氏用的Ethnos是他的专用词，采自拉丁文，在《牛津英语字典》直译作Nation。……19世纪欧洲各民族强调政治自主权时，把这个词和state联了起来，成为Nation-state。……于是Nation也染上国家的涵义，……为了把民族和主权国家脱钩，他采用了拉丁文Ethnos”。
在费孝通的文章中，引述了《人名字典》中史氏的“民族”定义：“Ethnos是人们的群体，说同一语言，自认为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完整的一套风俗和生活方式，用来维护和崇敬传统，并用这些来和其他群体作出区别。这就是民族志的单位——民族志科学研究的对象。”对这一定义，费孝通评价说：“这不是和近几十年来我国民族学界所背得烂熟的民族定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就少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这两个要素？怎么能把这个‘经典’定义的初始权归到史氏名下呢？”显然，费孝通认为史禄国的“民族”定义并非率先（1923年），因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先（1913年），这似乎表明在费先生的心目中“民族”（Ethnos）与民族（Nation）仍是一回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费孝通缺乏国家民族的意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就是他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与现实以及中华民族总特点的高度概括，而没有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及其引发的论战，也就没有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换句话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与“民族识别”的结合产生了“多元一体”。这就是学界先辈留给我们的遗产，对此似乎没有争议。今天我们讨论中华民族、评判“民族识别”，引进“国际经验”，并没有提出较之这些前辈更高明的见解。无论是“历史融合论”、“帝国主义阴谋论”，还是“政治的统一”、“心理的统一”，或者“政治上的平等”及其所包含的“经济上”、“文化上”、“语言上”的平等问题，以及“人口分类”、“社会分化的标志”，存在“他识”的客观识别和“自识”的主观自觉，等等，即便不说明来源也非我辈的发现或发明。
因此，费孝通70多年前的观点仍值得学界重视和人们共勉——“共谋国家的安全和强盛，绝不是取消了几个名词就能达到”，而应该去检查“客观事实”中，存在哪些因“‘各种各族’的界限有成为国家团结一致的障碍”？以及他19年前在纪念顾颉刚百年诞辰时的再度应答：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聚散并不决定于名称上的认同，而决定于是否能保证一体内多元的平等和富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