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42年的外交生涯中有12年担任翻译工作，除了没机会给毛主席当翻译外，我几乎给当时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

　　唯一一次短暂的翻译：周总理帮我过关

　　给周恩来总理只当过一次短暂的翻译，但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我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被外交部调到北京大学学缅文的。那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缅文学好，为国家服务，为外交服务，也为周总理服务，但遗憾的是我只给周总理当了一次翻译。那是在1965年7月缅甸联邦吴奈温将军访华期间的一个下午，缅甸驻中国大使沙马杜瓦·信瓦瑙及夫人为吴奈温访华举行招待会。那时的缅甸驻华使馆还在东交民巷，招待会在使馆花园草坪上举行。我国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罗瑞卿副总理和夫人郝治平，应邀出席。礼宾司给每位领导人配1名翻译。周总理的缅文翻译是黄里(中联部主管缅甸事务的处长，缅甸归侨)。我当时还是跑龙套翻译，在后边站着等待召唤。黄里临时有事，礼宾司副司长韩叙对我说，“小陈，你过来一下”。他知道我的翻译水平不够，只能临时替补一下。我坐下后周总理回头看了我一眼问：“你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吧?”我说：“是的，我刚大学毕业。”周总理就说：“那这样吧，我说得慢一点儿，你不用紧张。”随后周总理和吴奈温交谈时，语速非常慢，讲一些天气、饮食等无关紧要、容易翻译的话题，语言又非常简短明了，帮我过了这一关。

　　就在那天，周总理对翻译的严格要求让我非常震惊。当时使团活动都要用多种语言翻译。那天用的主要是中文、缅文，还有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缅文翻译是程瑞声大使，英文是高级翻译冀朝铸，俄文是高级翻译流莎。工作流程是周总理致答词，讲完一段后几个语种的译员们轮流走到麦克风前翻译，然后周总理再继续往下讲。我记得每位译员翻译时，周总理总是掐着手指头在数。有一段话程瑞声、冀朝铸都过关了，但流莎翻译时周总理瞪了她一眼，并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还在掐着的几个指头问：“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给翻过去了没有?”流莎马上意识到翻错了，就说：“总理，我再上去翻一下。”她又上去补充一下。招待会进行的时候，空中渐渐起了乌云，还飘起零零星星的小雨，在闷热的夏天里感到很惬意。周总理在讲话之初就高兴地说，今天天气“很好”。流莎翻译后，周总理听后略带微笑，对她摇了摇头。流莎马上又翻译了一次，气“很舒畅”，周总理听后高兴地点了点头。

　　后悔学了缅文：阻止缅甸领导人来京吊唁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东南亚各国反应很强烈，但上面指示，绝不能让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来京吊唁。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副部长韩念龙为完成这个任务四处奔波，压力很大。而我们一面按照领导指示工作，一面暗暗希望工作出点“纰漏”，让一两位外国领导人抵达北京。1月13日上午，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接到缅甸外交部电话：吴奈温总统约见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金畅如。中午12时整，金代办和使馆秘书夏厚宏在缅甸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吴多伦的陪同下到达吴奈温家中，代理外交部部长丁吴将军陪同会见。在幽静、明亮的书房里，吴奈温泪水盈眶，双手紧紧地握住金代办的手沉痛地说：“周恩来总理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想于明天到北京去，希望能够最后见到周恩来总理，现飞机机组人员的护照已送到中国大使馆，请大使馆能立即办理签证。我到京后，不要中国政府接待，准备住在缅甸大使馆里，或当天飞到广州去住。总之，不增加中国政府的麻烦，只是希望能最后见到周总理一面。”金代办和夏厚宏本来已万分沉痛，这时见到吴奈温这种真挚的国际友情更受感动。金代办泣不成声地对吴奈温说：非常感谢总统阁下的接见，感谢总统阁下对周恩来总理的哀悼，我将向我国政府和邓颖超大姐转达总统阁下的深情厚谊。总统阁下和周恩来总理之间的伟大友谊，体现了中缅两国政府间的深厚友好关系，也体现了中缅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兄弟情谊，但是我恳切请求总统阁下能谅解我国政府不接受外国领导人亲往北京吊唁的做法。吴奈温送金代办出大门时，两眼仍含着泪花。使馆把吴奈温的意见报回国内后，上面仍要求挡住。

　　在中国驻缅甸使馆挡不住吴奈温来京后，外交部领导要亚洲司三处研究交涉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用一句很重的外交辞令，即如果吴奈温总统到北京来，将会使中国政府感到很为难。几天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出面约见缅甸驻华大使德钦千吞交涉吊唁事宜，我担任翻译。在会见前，沈平司长还和我们议论对这种做法的不满，但在正式见面时沈平司长还是按既定口径讲，这是外交纪律。我知道吴奈温总统是绝对不会来了，这让我很沮丧。我是按周总理的指示去学缅文的，结果只给他当过一次翻译，而且，还要阻挡希望前来吊唁他的政府首脑。这是一件非常辛酸的事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到很灰心。第一次后悔学了缅文，后悔当翻译。虽然周总理逝世那么多年了，但每当想到此事，我的心中仍然隐隐作痛。

　　从紧张到松弛：见识小平同志的伟大

　　我给小平同志当翻译有一个由紧张到松弛的过程。一开始我很害怕，很紧张，怕他讲得太深奥，翻不出来。多次接触后我慢慢发现，小平同志的语言很简练，逻辑性非常强。我非常愿意给小平同志当翻译。

　　小平同志工作的时候很严肃，但有时也会搞一下气氛。1977年9月，吴奈温总统在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途中顺道来中国作短暂访问。这是吴奈温第10次访问中国。9月17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吴奈温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小平同志主持。

　　缅甸朋友习惯用“胞波”来称呼中国人，意思是亲戚般的兄弟。他们只称中国人是“胞波”，认为只有中国人才是缅甸人的亲兄弟姐妹。这一称呼充分显示了中缅两国人民之间不同一般的手足之情。在吴奈温抵达前，小平同志问我“胞波”是什么意思。我把这个词的含义告诉了小平同志。吴奈温进来后，小平同志在和他握手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胞波’是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专用名词”，这话一下子拉近了和吴奈温的距离，气氛更加友好热烈了。

　　1979年7月，缅甸总理吴貌貌卡来华访问，小平同志会见了他并和他共进早餐。原先并没有安排共进早餐，因我们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看法，需要通过和外国领导人会见的机会向外传播，就增加了早餐安排，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发表谈话。7月10日早上，早餐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早餐会的45分钟里，基本上是小平同志一个人讲话，主要内容是：我国的石油勘探技术落后，所以要请来外国专家勘探。我们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否则建设速度太慢。我们的资金不够，技术落后，而西方国家的资金和设备过剩，互有需要。我们的许多工厂要进行改革。电子工业太薄弱，现在正在同很多国家合作。没有电子工业，自动化是一句空话，等等。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番话是根据当时国内改革开放形势需要发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宣言，小平同志就是通过这次早餐会把我们的话放出去了。他基本上是吃一道菜谈一个事情，在我翻译时他继续吃。话说完了早餐也正好吃完，时间掌握得非常好。通过这次谈话，我也进一步认识到，小平同志真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1985年5月4日下午，应邓小平的邀请，吴奈温和夫人杜尼尼敏抵京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吴奈温主席是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以来邀请来访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吴奈温1981年8月辞去了总统职务后专门从事党务工作。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自1962年成立以来，吴奈温一直担任党的主席职务。

　　当天晚上，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吴奈温和夫人。宴会开始之前，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大厅亲切会见，互致问候。按照惯例，最高领导人抵达后，由主管副部长或部长向最高领导人汇报。那天是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陪见，本来应该由他去汇报，但他临时对我说，“小陈，你去汇报，把情况简单明了地向邓副总理汇报一下。”我当时吓得要命，因为翻译是一回事，汇报情况又是另一回事，我真没想到刘部长会给我这样一个任务。我战战兢兢地向小平同志作了一下简单的汇报。很害怕，很大的沙发椅我只坐了一个小角。小平同志倒很平易近人，认真地听我汇报，还问了一些问题，也没有责怪刘副部长让我去汇报。我后来才明白刘副部长这样做是让我有一个实际锻炼的机会，跟小平同志直接接触，更好地当好翻译。

　　小平同志首先欢迎吴奈温第12次来访。然后，他将陪同会见的李鹏、田纪云等国家领导人介绍给客人，说：你这次来，除了看望老朋友，还会结识新朋友。这两位在我们中央是比较年轻的。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都要逐步年轻一些，这项工作要长期抓下去。

　　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还说：我们彼此是很了解的，两国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这象征着我们的友谊不断增进。你这次来，我们完全是按照接待老朋友的方式安排的。吴奈温对邓小平的邀请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两国间的确没有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以前遇到问题时，都顺顺当当地解决了，这是因为我们双方平等相待，互谅互让。

　　实际上，吴奈温这次访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缅甸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不宜在公开场合谈，所以在会见和宴会上就没有谈及。第二天晚上吴奈温主席的秘书，就是后来的总理钦纽上将找我说，缅甸国防部长觉廷将军要立即见我。我向部里请示后，去见了觉廷将军。觉廷将军告诉我，他们这次来就是想跟邓小平谈缅共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两国关系也就得不到进一步改善。觉廷明确提出，希望再次会见邓小平。我立即向刘述卿副部长汇报，刘副部长让我直接打电话给国务委员姬鹏飞汇报情况。姬鹏飞说，等他向小平同志请示后再作决定，因为原定的接待方案中就只见一次。小平同志知道这个问题牵涉到中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很痛快地答应再次见面。

　　7日上午，双方再次会见的范围很小并高度保密，只有邓小平、姬鹏飞、吴奈温、觉廷还有我共5个人参加。会见的时候一边坐着缅方人员，另一边坐着中方人员，我坐在中间，既当翻译，又当记录员，还当服务员。会见前我和觉廷将军商量好，这次只谈缅共问题。可是当小平同志作开场白，说今天我们谈什么啊时，吴奈温却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谈。吓得我全身发抖，觉廷将军也不知如何是好。还好小平同志没有理会，非常有条理地谈了他早已深思熟虑的想法和观点。谈话大概持续了1个多小时，主要精神是缅甸和中国共产党双方对处理缅共问题达成了共识，并就具体方针、政策措施作了安排。此后，缅共问题不再是影响中缅两国的主要问题。

　　这次非常重要的会晤为我们解决和其他国家共产党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依据。会晤结束后，我马上向部领导汇报会谈结果，并着手整理记录。此次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没有录音，就靠我的记录，所以这个记录就成为解决中缅关系最棘手问题的一个文字记录。假如说记录整理上有错误，那也就出在我身上。

　　吴奈温第二次会见小平同志后，情绪高涨，好似变了一个人，和我们有说有笑，我知道他是在庆祝圆满完成了访华任务，也是在对我表示感谢。小平同志第二次会见吴奈温的消息第二天没有见报。

　　5月9日上午，吴奈温离京回国。小平同志到钓鱼台国宾馆送行时对吴奈温说：“你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你过段时间再来走走亲戚，看看中国有没有新的变化，看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否成功”，“搞改革就是一种探索，探索需要勇气。”吴奈温感谢主人的周到安排，表示一定争取再来中国访问，并衷心祝愿中国的改革取得成功。

　　耀邦印象：活泼好动、激情洋溢

　　耀邦同志给我的印象是，活泼好动，激情洋溢。一般领导人跟外宾谈话都是坐着，不会改变姿势，而耀邦同志即使跟外宾谈话也会动，不仅坐着动，还会站起来走动，走一圈，又坐下来。但这不影响他的思维，也不影响他的谈话。耀邦同志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办事很利索，有问题当场提出来，他马上解决，这是他的作风。记得在一次会晤中缅甸外宾提出一件需要急办的事，他立即指示工作人员马上去办，当场就把事办好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在这么高级别的会见场合当场就把问题解决了，外宾很开心，觉得他们得到了最高的礼遇。

　　耀邦同志很有活力，诙谐幽默。只要他在气氛一定很活跃。有一次，在会见缅甸领导人前，他要我教他一句缅语作为开场白。缅甸人和我们一样，一般见面第一句话是“你好”，所以我就教他说“明个拉罢”。他记下后说：好记好记，不就是“鸣个喇叭”吗?接着，他就不停地练习“鸣个喇叭”、“鸣个喇叭”，然后和十几个外宾握手，对每个人都说“鸣个喇叭”、“鸣个喇叭”，把气氛搞得很热烈，大家一下由陌生变得亲热起来，好似一家人一样。

　　1985年5月吴奈温那次来访，耀邦同志也在中南海会见了他。耀邦同志说：“吴奈温主席这次来想结识新朋友。我同你是第一次见面，算一个新朋友。我今天还带来几位年轻的朋友。”说到这里，他把在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候补书记乔石和郝建秀、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介绍给吴奈温。耀邦同志指着在座的国务委员姬鹏飞说：“这当然是你的老朋友了。”接着耀邦同志说，“前两天你在会见邓小平主任时见到了年轻的副总理李鹏、田纪云，还有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我们请你见这些新朋友，就是要表明一个意思：中国年长的领导人和年轻的领导人都很尊敬主席阁下，中缅友谊将会延续下去。”吴奈温也把随访的国务委员貌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三军总参谋长觉廷上将，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吴雷貌和社会主义纲领党书记吴丹莱介绍给胡耀邦。吴奈温说：“不光我们这些人要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我国政府的其他成员也要经常来中国访问，以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谊。”会见的气氛非常和谐。

　　先念同志：心态随和，平易近人

　　先念同志非常随和，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他会和你开开玩笑，我的缅甸名字是“妞妞”，先念同志就对我说，“妞妞变成老妞妞啦!”这正符合缅甸人的心态，因此他在缅甸访问很受欢迎，威信很高。

　　先念同志不在乎礼遇的高低，不管人家怎么安排，他都接受。有一次陪他到缅甸访问，缅甸方面对他非常尊重，礼遇很高。先念同志非常尊重对方，对人家安排的各种活动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比方说看节目，不管好看不好看，他都表现得非常有兴趣，看得很认真。吃东西也是一样。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缅甸额不里海滩，额不里海滩有一种非常好吃的小鱼，很小很小，用油炸着吃，作为饭前的开胃菜。每次先念同志都吃很多。他是湖北红安人，也许特别喜欢吃小鱼吧!一份吃完了，又要一份，直到夫人林佳楣出面阻止。

　　有一次先念同志去朝拜仰光大金塔。按照缅甸的礼仪和习惯，到佛塔朝拜不仅要脱鞋，还要脱袜子，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中国人很不喜欢脱袜子，曾有人提出最好不脱袜子。先念同志很随和，按照规定脱鞋，脱袜子，然后走上去朝拜。在他脱袜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单腿站立，没站稳差点摔倒，很危险啊!当时正好我在他身旁，马上挡了一下，才没出事故。为了挡住先念同志，我脚上还留了一个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