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近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中，毛泽东奠定了以主权独立、外交自主和国家安全为主体的外交价值取向。三者形成了有机统一的内在联系，构成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历史逻辑，成为新中国外交模式和发展走向的思想原点。

　　积极谋求主权独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重，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任务。近代以来的国际经验和历史教训，迫切要求新中国的政治家除了具有现代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外，还需要具备对国际事务的卓越理解力，站在时代高度，考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思考中国的历史方位，谋划出纵横捭阖的外交战略，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这成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站在“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提出了自己的独立外交思想。这就是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文献中显示的外交逻辑：中国曾经遭受了帝国主义一个多世纪的侵略，新中国必须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殖民压迫，构成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政治基础。

　　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近代国际体系中，西方列强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主权之争，实际上是欧洲中心主义与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斗争，落后国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建立现代主权国家。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中，以主权平等和自主为核心外交目的，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历史价值观和历史使命诉求。

　　坚持新中国外交自主

　　抗日战争是毛泽东自主外交思想的实践前提，他一以贯之的自主外交思想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思考形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毛泽东在思考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时，形成强烈的民族自主崛起意志。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这种外交意志逐渐演化为突出的外交独立印记，加强了中国在世界体系的主体地位和自我意识。

　　“冷战”的爆发使得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作为对国际局势新变化的回应，毛泽东的“一个中间地带”思想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形势。对“冷战”形势的判断，成为毛泽东决心走向自主外交的重要国际动因。

　　朝鲜战争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的战略思想和政治意志。这表现为：一、就战争性质而言，在他看来，中国已经获得了正义性的支持。这坚定了他关于新中国必须要独立自主地参与战争的决心和意志。二、苏联的犹豫和游离，使他对苏联的政策产生疑虑和怀疑，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必须实行自主外交的决心。三、他将朝鲜战争定位为帝国主义霸权势力与民族解放力量之间的斗争，中国的参战是走向独立外交的政治保证。

　　强调以国家安全为主体

　　毛泽东的文化价值观主要体现为历史文化观和革命意识形态，这是影响其外交思想的重要因素。就前者而言，既基于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命运的发展逻辑，来源于落后民族国家受压迫的历史经历，同时也来自对国际旧秩序的质疑。这种历史经验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呐喊，成为毛泽东坚决走向独立外交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就后者而论，革命意识形态对毛泽东将国际社会划分为敌、我、友产生极大影响。在一段时期内，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密切联系。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外交观，成为独立自主外交的思想支柱。就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毛泽东指明了中国外交文化的方向，即民族解放与独立自强。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这种民族主义的诉求既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文化符号，也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思想主轴。

　　毛泽东的国际伦理主义观为中国外交思想大厦进行了顶层设计。“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外交的两个首要目标。毛泽东的外交价值维度非常重视诉诸国际伦理的理解和阐释，即在基本价值层面上，强调对主权、人权、正义、自由、安全的尊重；在民族国家道义上，突出民族独立、平等、自决和人民解放的理念。毛泽东秉承的道德标准是国际公正与平等、民主与人权、自由与独立，从而界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成为历届中国政府外交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之一。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