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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林语堂
发布时间: 2010-12-02    作者:周质平    来源:国史网 201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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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所向往的人生境界则是老庄的逍遥自适,而非儒家的沉毅刚健。就有宋一代而言,林语堂所景仰的人物,绝非以变法自任的政治家王安石,而是潇洒奔放、吟啸自如的苏东坡。林语堂为苏东坡立传,对他的人格思想都备至推崇。至于明代,林语堂的兴趣绝不在权倾一时的张居正,而是在晚明文学中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宗旨提倡“性灵文学”的公安袁氏兄弟,而尤其属意于排行第二的袁宏道(字中郎)。林语堂与周作人等共同提倡晚明文学,点刊《袁中郎全集》,竟使这个晚明诗人成了上世纪30年代的时髦人物。在清代人物中,胡适对戴震、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有精深的研究,并将戴震视为清代反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林语堂则对李渔、袁枚两人情有独钟,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曾被林语堂多次征引,翻译在他的英文著作中。胡适的兴趣多在儒林传中人物,而林语堂则在文苑。

  林语堂极重视生活的情趣,畅销一时的英文名著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就是一本专论生活情趣的作品。在他看来,沈复的《浮生六记》描述了接近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书中的芸娘则是中国文学里一个最知情识趣的女人。他明确地指出:“生活的目的是真正地享受生活。”胡适几乎不谈生活的情趣,他所乐道的是生命的意义或生活的内容这些极严肃的话题。他自作的白话诗“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最能体现他的生活态度,他在1919年写了一篇为大众说法的《新生活》短文,他给“新生活”所下的定义是“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此处“有意思”三个字,绝不意味着林语堂所说的“有趣味”(interesting, fun, or enjoyable),而是“有意义”(meaningful),胡适要我们每做一件事,都问一个“为什么”, 要是回答不出“为什么”,就不是“有意思”的生活。在林语堂看来,这样的生活态度很认真,也很严肃,但却未必有趣味。在生活的内容和态度上,胡适所关切的往往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林语堂关切的则是“我们喜欢做什么”。在他看来,即使我们所做的都能对“为什么”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回答,但我们却丝毫不能从这样的生活中得到乐趣,那么,这样的生活依旧不是理想的生活。换言之,我们虽然回答不出“为什么”,但如果我们真的乐在其中,这种“受用”的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一文中,用李白“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及程颢“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这几句诗来说明“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 这个境界体现了山林和田园的恬淡与安详,这种带着山林气田园味的生活绝不是胡适追求的生活目标。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句话乍听有些颓废,但“有益无益”,在林语堂看来,不能是我们生活唯一的标准和选择。在“有益无益”之外,必须再加上“有趣无趣”,无益而有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不为;有益而无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为之。在英译《浮生六记》的序中,林语堂说道:“我真诚地相信,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是宇宙间之至美。”

  胡适望重士林,深知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严重性,所以立言宜慎,从不轻率为文。正如他在《胡适文存》第一集自序中所说:“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行文如此,行事也颇拘谨。林语堂行文比胡适潇洒,没有“不用典”、“不讲对仗”、“不模仿古人”这一类的清规戒律。在林语堂的文章里,古今结构并存,文言白话不分。

  胡适和林语堂都喜欢办杂志。胡适办过的杂志,比较著名的有晚清的《竞业旬报》、五四以后的《努力周报》和抗战前夕的《独立评论》等。林语堂所办风行一时的三个杂志是《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这三个杂志和《独立评论》几乎同时发行,成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几个标志性的刊物。《独立评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时局和政治,给予严肃认真的分析与批评。而林语堂所办《人间世》等三个杂志,则是以闲适幽默的笔调谈些生活琐事或个人的哀乐,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以入文。杂志风格的不同反映了胡适和林语堂个性上的差异:胡适无时无刻不以改造社会人心自任,而林语堂则感到日常的生活已经够单调,负担够沉重,他想在单调沉重之外,另立一个轻松愉快的典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方殷,举国都淹没在救国爱国的狂潮之中,林语堂偏在此时提倡晚明小品,写幽默闲适的文章。这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抗争——拒绝人云亦云,坚持说我自己的话,保持我自己的风格。和胡适相比,林语堂的“个人主义”更多了一点我行我素的洒脱。他把自己1934年出版的文集《我的话》上册,又命名为《行素集》,取意正在于此。林语堂不出世,也不避世,他能在世俗的喧嚣中,建构起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之中,俯仰笑傲,乐在其中,享受他自己的风雅和情趣。他未必“玩世”,但却有些“不恭”。他没有鲁迅的横眉冷对,没有梁漱溟的苦思焦虑,也没有胡适的忧国忧民。他在嬉笑怒骂之中,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也都有所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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