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西渐

　　在中国近代史上，将西学引进中国的学者不乏其人，如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译介西方名著的严复，都是引西学东渐的佼佼者。但将“中学”介绍给西方而有重大贡献的人，则屈指可数。胡适和林语堂是少数人中最有成绩的两人。胡适的英文著作数量庞大，但主要集中在思想史的研究上，因其形式多为学术论文或演讲稿，影响主要在学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38—1942），发表的演讲和时论较多，对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事过境迁，现在只有少数的胡适研究者还在看这些材料了。林语堂的英文著作，无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超过胡适，他的小说和对中国文化一般性的介绍都是为“大众说法”。在英语世界里，林语堂是个更为人知的中国作家，而一般西方人也把他当成哲学家。

　　林语堂透过他的英文著作，让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留下了深刻美好而又持久的印象，最好的例子莫如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的自述。2006年台北的林语堂纪念馆和东吴大学合办了一个纪念林语堂110周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中，马悦然发表了题为《想念林语堂先生》的回忆性文字。马悦然第一次接触到林语堂的著作是在1946年，那年他22岁。他的一个伯母借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给他看，60年以后，他回忆这件事：“没想到一位陌生的中国作家会完全改变我对自己的前途的计划和希望。”马悦然原来是打算大学毕业后，在瑞典高中教“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歌和散文”的。林语堂的书使他走上了研究中国文学和音韵学的路，从此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有了密切的关系。从他自己的叙述看来，说林语堂改变了马悦然的一生是并不为过的。

　　正因为马悦然对林语堂是如此的心悦诚服，他是透过林语堂的著作去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在他纪念林语堂的文章里，长段地征引了小说《京华烟云》中对北京近乎完美的叙述。1980年，马悦然到了北京，但找不到林语堂笔下的古都了。于是他大为悲恸：“（我）真的哭得出眼泪。那时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语堂先生所描写的城市。”这种催人泪下的力量正是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所说的“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透过这种文学的力量，林语堂在读者的心目中为北京的事事物物铸就了一种永恒的形象（perpetual images），这个形象不因时间之推移而稍有改变。马悦然的眼泪，一方面说明了林语堂文学技巧的成功，一方面却也说明了他为林语堂所误导。当然，林语堂绝非有意误导，而是读者情不自禁地受了他的催眠。林语堂笔下的北京与其说是某一时期真实的北京，不如说那是林语堂心中的北京，感受和真实的存在之间当然是有距离的。

　　永恒的形象常使外国人怀着看博物馆的心理来看中国，结果真实的中国反而成了一定的虚幻，而心中的形象反而成了真实。林语堂的著作常能使读者发“思古之幽情”，感到当前的种种都是过往的一种堕落或变形。

　  君子之交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3月3日，也就是胡适死后一星期，林语堂在纽约写了一篇悼念老友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4月1日出版的《海外论坛》上。文虽不长，但对胡适有极其崇高的评价，指出胡适无论在“道德文章”、“人品学问”上都“足为我辈师表”：

　　胡适之先生的肉身已经脱离尘凡，他留给我们及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不朽的。他是一代硕儒，尤其是我们当代人的师表。处于今日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适之先生所以配为中国学人的领袖，因为他有特别资格：他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同时有真正国学的根底，能直继江永戴东原的师承而发扬光大汉学的考据精神，两样齐全是不容易的。他有戴东原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无汉学末流公羊派的偏狭门户之见。

　　林语堂在悼文中，比较了胡适与鲁迅，他说：“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度。鲁迅政治气味甚浓，脱不了领袖欲。适之不在乎青年之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不在乎”这一点，林语堂和胡适有共通处。

　　（全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8期，发表有删节）